Page 198 - 《社会》2025年第4期

代际关系视角下的单位变迁：以中部 X 县的行政单位为例

性，其角色职能化、利益独立化、责任内向化，组织转型与制度文化之间
的张力凸显（孙立平等，1994；李汉林、渠敬东，2005；李路路、苗大雷等，
2009）；另一方面，单位内的组织机制也发生了变化，不仅不同类型单位
的政治机制出现了分割，单位内部的分化也愈演愈烈，部分单位的派系
结构被层化结构所取代，组织归属感逐渐褪色（冯仕政，2006；刘平、王
汉生、张笑会，2008；田毅鹏、汤道化，2012）。 不过，尽管有上述种种变
迁，单位制的某些特征依然延续至今，单位仍是基础性的组织体制（李
汉林，2008；苗大雷、王修晓，2021）。
从宏观制度贯穿单位组织的研究推进了学界对单位制下权力与利
益流动方式的理解，但这种研究路径局限于对纵向、垂直关系的描述，
忽 视 了 单 位制 所 嵌 入 的 更 普 遍 的 社 会 连 带 关 系 （傅 春 晖 、 渠 敬 东 ，
2015）。 事实上，“以自我利益为导向的关系行动”不仅见于上下级间的
施恩回报体系，还存在于职工间的互惠关系网络中，后者在单位的变迁
中发挥着更持久和重要的作用（丘海雄，1993；汪和建，2006）。 现有研究
关注纵向权威和庇护关系的分析模式， 不仅搁置了对普通单位职工间
横向关系的讨论，也对单位内权威和互惠关系的变动性、延续性缺乏解
释力（李路路、王修晓等，2009）。
其实， 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中不乏对单位制内横向关系的讨论。 例
如，前文提到早在 1985 年，费孝通（2014）就分析过包钢车间的亲属化
现象。 这种内部亲属化、家族化的情况广见于三线企业单位，原因之一
是单位社区相对封闭和职工的流动性较低，以至于内婚、亲属工等现象
不断发生，最终亲属网络嵌套在科层体制中，直接影响企业的权力和资
源配置（张翼，2002）。 类似现象也出现在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县乡区
域的行政单位中，因为社区流动性较低，这些单位往往通过家庭的职业
继承实现人员的再生产（冯军旗，2010）。 这些横向关系不仅直接影响了
单位组织内部的权力分布和利益分配， 还深刻塑造了单位组织后续的
发展路径（田毅鹏、李佩瑶，2016）。
除了亲属关系， 一些研究者还从师徒关系的角度揭示单位制的内
在机理。 汪和建（2006）注意到，在单位权力关系中处于最边缘的工人也
能够受到师徒关系网的照顾， 基于师徒关系形成的小集团是单位内派
系的重要社会基础。 师徒关系的特征是深厚的情感和身份依附，它具有
“ 拟家”的色彩，一度是国企单位中“普遍的情感和道德纽带”（傅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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