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 - 《社会》2025年第4期

近代中国革命的代际继替与青年塑造：以上海左翼青年运动为例（1924—1927）

的，认为那是一种切断人与真实生活联系的幻觉，未被“文明”玷污的俄
国劳动者和宗教圣徒被视为完美人性的楷模。 因此，托尔斯泰将劳动分
工之前的社会关系和自然经济理想化了， 他批评劳动分工是少数特权
人士躲避体力劳动的借口，人如同动物，只有在从事不同类型的调动各
种感官的工作（或者说行动）时才能获得健康与幸福（瓦利茨基，2024：
387-395）。 因此， 托尔斯泰对劳动赋予的价值在于它对完善人性的帮
助，这与资本主义追求生产效率与收益性的禁欲劳动完全对立。
对上流社会与平民，以及个体、国家与村落公社之分裂的批判可以追
溯到俄国斯拉夫派与民粹派，其思想实质可以归纳为“共同体反社会”的
立场。 斯拉夫派认为俄国的现代化改革造成了一个分裂的国家：未受西方
文化影响的“人民”仍然忠于旧的“共同体原则”（ community principles），而
在城市中生活的现代知识分子，由于受到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影响，成
为了一个与人民分离的原子人集合体。 瓦利茨基（2024：117-125）认为，
斯拉夫派和民粹派眼中“分裂的俄国”分别对应着滕尼斯所说的“共同
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共同体”基于“自然意志”，
以人的精神力量实现有机“聚合”，“社会”则表现出精打细算的理性主
义，是由契约和法律拼接起来的破碎之物。 现代官僚制国家表现出“社
会”精神，斯拉夫派认为官僚国家是一台没有灵魂的机器，是西化的俄
国人为制造的产品。 斯拉夫派批评疏离于共同体的城市知识分子，并提
出了“完整个性”（integral personality）之理想作为救济，他们在未受理性
主义污染的东正教信仰中发现了重现完整性与共同体融合的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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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仰共产主义之前，李大钊受到俄国民粹主义的深刻影响 （迈
斯纳，1989），在 1919 年的《青年与农村》中，他将自然、互助、劳动的乡
村生活理想化了，认为“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
全是人的活动”。 与这种理想化乡村并存的是一种黑暗的乡村生活，表
现为官吏绅董、政客议员及其跟随者“按着等级相互凌虐”。 也就是说，
这是与横平的互助关系相对立的纵向的身份等级社会。 李大钊将都市
理解为官僚构成的身份等级社会和强盗流氓构成的游堕社会， 对青年
会有污染。 他呼吁青年要像俄罗斯民粹主义者那样，将人道主义、社会

9. 石川祯浩（2007；2021：21-37）也考证了李大 钊对日本学者 茅原华山和日本马克思主
义者著作的借鉴，但日本思想具体为他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怎样的实质理念，仍
需要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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