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 - 《社会》2025年第4期

社会·2025·4

族国家理念作为非正统世俗宗教传播。 马志尼受到圣西门的深刻影响，因
此“坚信社会从个人主义时代向集体行动或‘联合主义’（associationism）的现
代性转变，并认识到了用一种公民信仰弥合 18 世纪理性与宗教裂痕的
必要性”。 他要求“创造上帝、人民与民族国家的三位一体，将对统一、自
由与独立的追求宗教化”。 这种宗教政治混合体是欧洲浪漫民族主义的
产物，包含了许多神秘主义和弥赛亚因素（达根，2022：146-147）。
狭间直树（2012：73）认为，梁启超对“新民”和“新国”的构想都是理
念性的，这些理念是世界先进国和中国现实形态的立体投影。 理念与现
实脱钩的特性导致了“这种理念型国家的革新性”，也就是说，它是超越
中国既有现实的。此外，理念也导致了“与这种国家吻合的‘新民’的完整
性”，即他们的人格特质需要是理念国家精神的集中表现。 与少年意大利
党不同，尽管少年中国学会并非政党，它要求在政治领域之外的科学研
究、教育和实业等社会事业方面为现代国家培养人才和寻找办法，但是，
它共享了“少年/青年—国家”这一修辞所传达的基本理念，即以青年命
名的团体是将“理念投影国家”转化为现实实践的组织，理想的青年先于
国家存在。例如，曾琦的《国体与青年》认为，“三十岁以上之人，殆皆染有
专制时代之余毒，不足语于真正之共和”，青年因此是唯一有理解和实行
共和资格的群体（陈正茂等，1993：10）。“国体者神圣尊严，人人所当崇
奉”才可使“国体之无恙”“真实完美之国体”依赖理解共和真谛、形成相
应修养的青年（陈正茂等，1993：27）。 曾琦对共和主义的理解也有超脱现
实的特质：它要求“一国之政治法律，由其国人民共同之意思处理”；“阶
级绝于国中，四民皆属平等，故有相互扶助之义，而无相互压制之权”（陈
正茂等，1993：27）。 少年中国学会的规约表现出类似的激进革新性，学会
直言对“国中一切党系”和老辈失望，要完全依赖于纯洁的青年“为中国
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张允侯等，1979：219-220）。
（二）“团体生活”与无政府主义

“少年中国”作为“理念型国家”的抽象性也导致国家理想不断随世
界形势而流变，学会成员难以形成共识。 经历一战后，少年中国学会已
不再将 19 世纪的意大利和德意志视为国家理想， 而是要创造适合 20
世纪的国家形态， 但成员的认识不同，“有以英美式民主主义之组织为
适合于二十世纪者， 亦有以俄国式社会主义之组织为适合于二十世纪
者， 更有以安那其式 Anarchism 之组织为适合于二十世纪者”（张允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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