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 - 《社会》2025年第4期

近代中国革命的代际继替与青年塑造：以上海左翼青年运动为例（1924—1927）

等，1979：220）。学会未对“主义”作出统一规定，而是各凭参与者的自由
意志。 1919 年，李大 钊（2006a：11）还 乐 观 地 认 为，成 员 们 只要 精 神 一
致，就注定殊途同归，但理念的差别使得成员们始终难以将“青年精神”
转化为集体行动性的“青年运动”。
尽管学会成员在采取何种主义问题上各执己见， 王光祈还是认为
他们有一种共同的趋向，那就是需要彻底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否则
就无法实现任何一种“主义”。尽管各种主义需要各种专门的训练（如国
家主义需要培养爱国观念，社会主义要有反对私有财产观念，无政府主
义需要反对政府的观念），但“团体生活”和“劳动习惯”是各种主义的
共同需求。 国家的团体需要“牺牲个人自由，图谋团体发达”；社会主义
的团体需要“打破个人垄断的观念”，“养成劳动互助的习惯”； 无政府
主义的团体则需要互助精神。 总体来看，所谓的“团体”，是由脱离家庭
的独立个体按照互助、劳动、平等（打破劳动阶级和知识阶级的界限）等
新德性构成的集体， 它将成为由任何一种主义构造的新社会的基本细
胞（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2009：70-80）。
上述文章发表于 1919 年 12 月，此后不久，王光祈在《少年中国》杂
志发布了成立“工读互助团”的倡议。 尽管这种倡议表现出无政府主义
对王光祈的影响，但他并未明言这是促成无政府主义的实验，而主要将
其视为新社会培养一种中国目前缺乏的基本团体生活。 它不仅是中国
“旧社会、旧家庭、旧信仰、旧组织以及一切旧制度”之外的“新生活”，
还是培养理想社会健全分子的教育（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
政府，2009：81）。 正如德里克（2006：170）所说，这些具有无政府主义公
社色彩的小团体事实上是一种“社会生活重组试验”，它要求以“互助、
知识和劳动相结合以创造新一代青年”， 使“基本社会机构的革命化”，
否定将会使“统治和顺从的社会关系”再生的社会构成要素。
对“团体生活”和“新生活”的重视表现出“五四”青年与传统绅士精
英的思想差异，青年希望在民间既有社会组织之外新“造社会”。罗志田
（2012）认为，这意味着他们眼中既存社会的崩溃和失序。 从少年中国学
会对“老人”和“旧制度”的激烈批判可以看到，伴随着青年认同兴起的
是对既有社会秩序正当性的否定。 尽管“少年中国”的思想来自梁启超
的“国家有机体论”，但在建国具体方略上，梁启超仍属于前一代士绅精
英。 梁启超和康有为对于家乡广东的乡村自治情有独钟，故乡的“叠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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