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 - 《社会》2025年第4期

近代中国革命的代际继替与青年塑造：以上海左翼青年运动为例（1924—1927）

也就是说，明治一代希望将维新早期形成的局部（贵族社会）、表层（物
质文明）的现代国家观念扩展到国民全体及其内心。
明治年代的日本对梁启超产生了深刻影响，流亡日本后，他告别了
康有为的世界主义，形成了国家主义思想。 梁启超经由日本书籍吸收了
伯伦知理（ Johann Caspar Bluntchli）的“国家有机体理论”，这种根源于德
国浪漫主义的理论将国家理解为各部分共生共存、互相依赖的生命体。
与之相对的“国家机械论”则认为国家只是一种拼合的零件，仅用来推
进人的幸福，避免无谓伤害（伯林，2019：6-7）。 梁启超流亡前期的《少
年中国说》和《新民说》均受到这一思想影响，这些文本的特点是将“国
与民严整地合到了一起， 作为有机体承担着各自的功能”（狭间直树，
2012：72）。 国家的含义就是新民/少年的集合体，对抗君权的民权要通
过对国权的维护得到表现。 《少年中国说》就为“少年”赋予了建立作为
“人民之公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使命。“少年”要取代“老人”所代表的
朝廷和官吏士民，消除他们在科举和文官生涯中形成的恭顺、逃避责任
的习气， 并将他们所统治的“家族之国”“酋长之国”“诸侯封建之国”
“一王专制之国”，变为“由居住其土地之人民”自订法律、自我管理的
“ 完全成立之国”（梁启超，2015：393-395）。对国与民一体性的强调一方
面抬高了个体权利，另一方面也表现出集体主义倾向。 狭间直树（2012：
78）对这种二重性的描述最为形象：“梁启超的阐述以个人为出发点，以
国家之优位为归结。 由于国家与新民并无矛盾，当他的国权和民权论从
‘ 国民’的观点展开时就倾向于民权主义，从‘国家’的观点展开时就倾
向于国家主义，可以说有两个轴心，正像椭圆有两个焦点一样”。
从亚洲现代国家建设的视角看， 梁启超这一时期的文章试图建立
个体与国体的新关联，清除二者之间的阻碍，使国家获得真正的内部同
一性。这种同一性的获得需要抽象理念在人心中灌注。梁启超对马志尼
“少年意大利党”（Youth Italia） 的推崇也与他对国民内在同一性的重视
有关。 8 梁启超（1930：137）认为，马志尼以教育国民（“维新便民”）为先
的建国方法将革命“推本于国民精神，养其不移不屈之道心，鼓其死而
后已之元气”，因此胜过单纯实行暴动的“烧炭党”。 马志尼的党与其他
秘密革命社团的主要区别在于将宗教信仰与民族主义结合， 把反专制的民

8. 梁启超的《意大利三杰传》是对民友社传记的改写，但他改变了原版作者对加富尔的
推崇，转而强调马志尼对另外两杰的启发作用（松尾洋二，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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