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5 - 《社会》2025年第4期
P. 185
社会·2025·4
作领域。 村医与村民生活在一起，由他来负责健康监测，即可自然而然
地将医学关照与日常生活相结合。 当这位因为带孙子而过度操劳的村
民身体出现异常时，一名称职的村医需要及时发现情况，结合长时段的
人际交往与健康监测经验进行评估，把握引入专业医学干预的时机，并
在关键时刻起到链接资源的作用。 事实上，该村的村医并非新人，村民
如果确实常住村中，完全不认识村医的可能性很小，不过双方很可能没
有密切的来往，只是一般的熟人。 按照乡土生活的逻辑，村民并不认为
4
这样一个泛泛之交应该对自己“负责”， 但责任医生制度的介入改变了
这一点。 不难发现，所谓的签约服务在实践中并不是契约意义上的“先
签约、后服务”，而是属地责任的一种可视化、可量化方式。 值得注意的
是，村民在谈话中明确否定了自己曾经签约过家庭医生，但林医生比村
民本人还要笃定：有居住地、有慢性病，那就会有人来“负责”。
案例典型反映出一次个性化的健康咨询指导如何经历从临床评估
到回归生活、从制度思维到关系思维的转变。 通常，前来进行健康咨询
的村民只能提供一种非常具身化、对医生来说过于模糊的主诉，医生则
只能凭经验寻找头绪。此时，慢性病患病、用药和日常监测的情况，就成
了一个重要的切口。 这里存在这样一条逻辑链：感觉不舒服但又没有急
症的村民患有慢性病的概率很高；患有慢性病者，一定会得到行政公卫
人员的关注，会有用药方案、指标监测和季度随访档案；而这样一个被
常态化地纳入公卫体系的人，背后一定有人能够为其“负责”。 于是，医
生推理出了一个能够包纳既存熟人关系的健康方案。 其实，医生仅仅是
仪式性地将村民“托付”给责任医生，至于之后长期的生活中会发生什
么，该如何应对，都是或然性的，此举无法直接解决高血压的问题。 但
是，通过调动社会关系和公共卫生组织制度，此举在不透明的、无法被
医学干预措施所解剖的日常生活中创造了一个安全空间。 时常保持互
动，关键时候有人“负责”，对于不存在治愈终点的慢性病来说，这或许
就是健康生活的一种定义。
4. 对于此类现象，王思斌（2001）在其关于中国社会传统“求—助”关系的文章中有更详
细的论述。 概言之，“求—助”关系不常发生于陌生人之间，因为他们不在同一个人情网
络中，相关回报很难估量。 而在“熟人”之间，可以分为更亲密的“拟亲属化”关系和相对
疏远一些的“一般相互认识者”之间的关系。 考虑到差序格局及人情回报等因素,人们对
在“一般相互认识者”之间发生“求—助”关系会比较谨慎。
· 1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