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0 - 《社会》2025年第4期

私人生活的“公共性”：健康教育与基层治理中的制度—关系互构

仅是生活的一种方式，而且是公共生活的一种方式。

五、 结论与讨论：于何处重建“公共”生活？

作为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一部分， 健康教育显然属于一种在
正式制度规范之下的政府行为，面临严格的指标化考核。 因此，不难推
断，它必然会存在层级考核过程中常见的种种弊病，如数据伪造、“走形
式”等。但我们仍须追问，这些系统性问题的存在，是否意味着行政力量
推行的健康教育是空洞的、没有意义的？ 本文对此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事实上，在层层递交的枯燥乏味的考核表格之外，各级医疗卫生机
构共同推行健康教育的形式复杂多样，实践方式丰富灵活，难以一概而
论。本文展现了健康讲座、体检报告解读、专业培训、面对面健康咨询等
形式。 每种知识传递形式的参与者和参与方式各不相同，可量化考核的
程度也不尽一致，但健康知识总是以一种情境化、嵌入式的形态呈现。
可以说，在此过程中传递的健康知识的核心不是科学真理，而是良好的
生活秩序。 一方面， 这佐证了慢性病时代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知识的
“生活方式转向”：环境致病论时代的公共卫生关注环境改造工程，细菌
论与传染病时代的公共卫生关注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而慢性病时代的
公共卫生则聚焦于“自我”，关注无比切身的感觉与身体力行的日常生
活（Armstrong，1993；雷祥麟，2004）。 另一方面，这样的“生活方式转向”
不是发生在知识的真空领域， 而是在实践中与当代中国的基层治理逻
辑紧密结合，围绕一种以生活为对象的知识，展开一场以生活为媒介的
治理。
个人的身体健康几乎天然是一项私人事务。 国家力量对私人生活
的干预在理论上似乎很容易被置于“规训”的视角下来解读，但本文的
分析表明，对于基层公共卫生事业来说，这样的解读是有偏颇的，它忽
略了一组真正使健康知识变得重要的实践———围绕健康知识的传递，
行动者们塑造了一个处理生活问题的公共性领域。 当然，反过来，健康
知识本身也被这个领域的行动逻辑所改变， 公共健康教育活动的真正
效果必须从这个公共性领域的运作方式中去寻找。
通过“熟人化制度”与“制度化熟人”两个维度，本文表明，基层健康
教育引领的“知识下乡”，本质上不是一场大规模的预防医学知识教学
活动，而是一场大规模的组织化运动。 首先，这场运动面向制度的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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