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2 - 《社会》2025年第4期

私人生活的“公共性”：健康教育与基层治理中的制度—关系互构

立，但同时是在诠释一种关于良好社会生活秩序的想象。 对于西方意义
上的“现代公民”而言，个体只有掌握所需的知识，才能够保卫自己的生
活和生命，最后联合造就一个“每个人都有能力为自己负责”的社会。本
文所展现的模式与此不同，它不是帮助每个人过上一种反思性的、理性
的生活，而是综合地创设环境条件，认为只有每个人都处在合适的社会
位置上，拥有能够为其“负责”的他人和组织，才能够共同保卫一种公共
的生活。 这种健康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特色的，这不是因为它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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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 而是由于上述预设所反映出的责任伦理与社会理想。 诚如
梁漱溟（2021：87）所言：
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 各负有其相当义
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
务。 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
组织。
对于以上问题，本文或许能够提供一定启发，具体还有待未来更深
入的讨论。 考虑到目前农村的人口与家庭结构及其所面临的因病返贫
与养老问题等， 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组织作为扎根基层并有着充分行
动能力和行政资源的社会事业枢纽，所具备的潜力是不可忽视的。 在漫
长的社会转型时期， 如何使留守农村者的生活能够得到制度的保障和
关系的浸润，仍是一个有待深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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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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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仅就“重视人际关系”这一点而言，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或许没
有那么大的区别。 例如布朗（Brown，1994）基于在美国中西部的调查指出，农村受访者倾
向于认为，医疗保健不是一种“应享权利”，而是一种基于同情、植根于社区互惠关系的
服务；尼尔森（ Nelson，2008：41-42）也给出了一些有趣的案例，它们表明农村地区的医患
界限往往模糊不清，因为生活互动中的各类身份交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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