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9 - 《社会》2025年第4期

社会·2025·4

活。 在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的路上， 徐村医会顺路去沿途老年人家里
“转一下”，给手术后遗症卧床的老年人翻身、换药。 许多无法经常回家
的年轻人会给她发消息，询问爸爸妈妈的近况，她都会一一回复。 爬树
摘核桃、骑电动三轮车的老年人摔倒了，她要张罗着送医、接回、通知家
属。 平日里，她还会带着村里人跳广场舞，一起张罗春节活动。 相比之
下，政府购买的上门养老服务提供者只会定期到访，程式化地提供一些
基础服务（访谈记录：LQ0523-WPCY2，村医）。 在两位村医描述的日常
工作与生活中，我们很难直接看到他们如何理解与回应签约责任制度，
如何有意识地“运用”熟人关系，甚至专业知识也只是发挥了一种背景
性作用。他们更类似于一个特殊的集体“照护者”，基于长期共同生活所
打磨出的情感纽带与责任意识而行动。 以此为基础的公共责任，与私人
生活不仅不冲突，反而互有补益。
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多地神圣化基层医务工作者的道德形象。
并不是每一个有情怀、有责任感或讲究桑梓情谊的人，都会主动选择或
“应该”选择成为乡邻的健康守护者，现实往往更加复杂。 例如，徐村医
留在村中，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照顾自己年迈的父母，如果父母过世、子
女有了小孩，她也会选择离村进城。 可以说，不仅是服务群众的方式嵌
入于日常生活，成为村医的选择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但生活本身注定是
有时间维度的，是流变的。 这种逻辑不能通过规制而加以利用，但如何
创造一种更有可能实现“安居”与“乐业”相结合的环境，则是管理者能
够考虑的问题。 不过，这或许已经超出了医疗卫生的范围。
回到文章最开始提及的茶园村健康教育讲座的案例。诚然，参加讲
座的大部分村民不会由此明白吸烟为何有害健康， 但这或许并不是最
重要的。若是询问一位村民“有没有参加过健康教育讲座”，对方会十分
困惑，但若换成村医来询问“有没有参加功课”，对方则会恍然大悟，给
出各式各样生活化回答，如“参加，功课的事，有没有礼品都参加”“参
加，他们来叫我，我在家，我就参加”“不去，我跟他（村医）关系好，但我
不喜欢人多的地方”（访谈记录：LQ0522-JZCM，村民），等等。 总而言之，
对这些村民来说，大家一起参加健康教育讲座，只不过是集体生活中一
种有组织的方式。 讲座或“功课”的具体内容或许有用，或许没用，但在
日趋空心化的农村， 这一形式本身就构成一种所有人都可以在生活中
触碰到的、难能可贵的公共性，能够通过情境传达出一种观念：健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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