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3 - 《社会》2025年第4期

社会·2025·4

手段能够产生真实可靠的知识， 而是因为它们给干部提供了一套推进
群众工作的标准化手段，促进了官僚系统的层级整合。 这提醒我们，当
现代科学知识话语体系应用到实践中时，即使它产生了影响，也不一定
会按照知识内容发挥作用，行动者们如何传递知识、使用知识，如何在
此过程中实现社会组织或生活联结的调试， 这些问题在很多时候反而
更加重要，也更有深远意义。
不过，上面的案例仍停留于对科学知识与政治制度之关系的讨论，
并未触及人的生命与生活。 福柯的老师康吉莱姆（ 2015：146-147）曾经
给出过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另一种解读。 对他来说，健康是一个人适应其
环境的可能性，同时是人超越现有条件，追求改造其环境的可能性。 在
此种意义上，追求健康的人不再是被规训、被集体“规范化”的对象，而
是自身具备施加规范能力的主体。 一旦找回了真实生活的维度，肯定其
中蕴含的主动潜能，健康知识未必需要被视为社会控制的媒介。 其实，
现实中的公共健康教育往往不会囿于在图像、文字的“正规知识”与情
境性的“具身智慧”之间进行严格的二元区分，知识的实践转化过程同
时也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接触活生生的人的过程， 需要直面习惯背后
的历史与社会文化（冯珠娣，2023：158-159）。 最终，应对健康问题或推
行健康治理的根基均在于人的行动。
总的来说，本文所讨论的“公共性”不宜被视为入侵社会生活的知
识与统治权力之联合体， 而应视之为一个由多方行动者共同塑造和处
理特定问题的公共领域。 对于它的运作，健康教育提供了一个非常合适
的分析案例。健康知识的传递是“健康生活”的界定与践行过程，也是一
个塑造共同行动领域的过程。 其中，体制内外、专业内外的多方参与者
彼此联结，制度逻辑与关系逻辑并非互相独立，而是水乳交融、难分彼
此。 唯有如此，透过健康进行“生活治理”才成为可能。 我们可以将这项
“事业” 想象为一个调动各方社会力量的枢纽， 如休斯（Hughes，2009：
64）所言，它将人们聚集在一起，但不像正式组织那样构成一个人造的
封闭系统，也没有限定哪些人、以何种方式参与其中，为实践探索保留
了丰富多样的可能性。 下文的分析将基于笔者在上述两县的田野调查
资料，以健康知识传输的多样化途径为线索，从“熟人化制度”与“制度
化熟人”两个角度展开。我们将会看到，关系与制度的交融只是表层，而
治理生活的源动力最终来自于生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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