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0 - 《社会》2025年第4期

私人生活的“公共性”：健康教育与基层治理中的制度—关系互构

起，构成行动者的意义世界（肖瑛，2014）。 于是，不仅知识需要回归生
活，制度也需要回归生活。 一些研究指出，理解本土社会生活与现代性
因素互动之逻辑的关键在于“社会基础”“社会底蕴”“乡土逻辑”等因
素，这就强调了关系与伦理所构成的社会行动环境（徐 宗 阳 ，2016；付
伟，2018；杨善华、孙飞宇，2015；陈航英，2019）。 而且，这里的关系不同
于个体主义基础上的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它不是功利性手段，而是
生活目的本身（周飞舟，2018；何奇峰，2024）。 但这并不意味着关系与
正式制度是相互替代、非此即彼的。 周雪光（2005）通过分析“产权基础
上的关系”，表明了在经济转型时期，互动的模糊性也能制造出一个相
对稳定的制度环境。 一些对于精准扶贫过程中“结对帮扶”的研究表
明，这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网络性资源对接、倾注真心的“关
系 帮 扶 ” 等 社 会 过 程 才 能 发 挥 作 用（覃 志 敏 、 岑 家 峰 ，2017； 周 飞 舟 ，
2021）。 特定的制度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形式之基础上，正式组织和
社会网络在相互依存中深刻地塑造着中国社会独特的“组织化”方式
（纪莺莺，2012，2022）。 除了上述积极转化作用外，我们也不应忽视关
系与制度之间持续存在的张力。 一些研究注意到“社会基础”在社会转
型过 程 中面 临 工 具 化 风 险（李 臻 ，2024），因 而 试 图 突 破“制 度 ”与“人
情”的二元对立，主张以现代制度来规约逐渐丧失原有稳定性的社会
关系和人情机制，避免它变得短视而投机（郭伟和、张鑫鑫，2024）。
上述这些研究深刻地展现了民风人情与正式制度之间的复杂关联
性，两者既相互转化、相互促进，也彼此牵制、时有矛盾。 但在某种意义
上，这仍不足以呈现现实的全貌。 如果将政府行为简单概括为制度，乡
土社会生活概括为关系， 那么许多现象仍然得不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例如，关于基层公共卫生制度的社会影响，许多研究注意到，医疗卫生
事务的行政化管理具有科层制的诸多弊病，如高成本低收益、数据档
案造假、文牍化和形式化、民众积极性不足等，俨然陷入了制度“悬浮”
于真实生活的困境（焦思琪、王春光，2022；吴志鹏、姚泽麟，2023；徐陈
晰、焦长权，2023）。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保留充分调动本土社会关系
网络的公共医疗卫生组织模式， 未必能解 决 上 述 制度脱 嵌 带 来 的问
题，提供符合现代标准的健康服务。 与理性制度一样，人情关系同样不
是万应灵丹（何雪吟，2025）。 有待进一步思考的是，如果自上而下的规
范性制度只能“悬浮”，自下而上的人情关系也不能被过度理想化，那

· 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