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1 - 《社会》2025年第4期

社会·2025·4

么整个治理系统就必然是无效的吗？如果不是，那是什么力量在维持良
性的治理？
（二）从健康教育到公共生活
在现代世界，一种堪称“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定义权属于公共领域，
它与一整套预防医学的专业知识密不可分， 也与国家机构的治理能力
息息相关。
20 世纪初的中国， 大众化的公共健康教育首先由一些带有英美传
教士背景的社会组织在城市发起，无论是教育方式还是教学材料，都深
受同时期美国公共健康运动的影响（ Nakajima，2018：133-136）。 这类活
动在民国时期的官员与知识分子中影响广泛， 其中的一些基本方法也
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借鉴（ Rogaski，2002）。 对于预防医学知识传播有利于
提高人口总体健康水平这一论断，大部分人应无疑议。 但正如“卫生的
现代性”这一概念所指出的那样，近现代公共卫生往往更多是一项社会
政治事务而非技术业务（罗芙芸，2007：146）。 卫生的合法化、制度化前
提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能力或“基础权力”（ Mann，1984）密不可
分，这要求政权之下的中央政府、科学家、医生、警察和人民等联合一
致，共同保护民族的身体。 政权越是以现代性为鹄的，就越希望通过卫
生体系建设完成自上而下的政权机构建设。 大量有关公共卫生的社会
历史研究都将它视为国家施展统治权力的场域，福柯的“规训”概念也
因此得到广泛运用。 雷祥麟（2011）通过分析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指
出，新意识形态在将人们从传统大家庭中解脱出来的同时，还将其转
化 为 自 觉 的 标 准 化 身 体 并 纳 入 规 训 系 统 中 。 中 岛 千 惠 子（Nakajima，
2018：130、156）认为，当 时 的卫 生 运 动 重塑 了 人 的身 体 、心 灵 和 态 度 ，
将私人卫生习惯转化为公共事务，进而把健康责任转嫁给了个体。 杨
念群（2006：111、252）则关注这种权力对城市空间和社区生活的改造，
认为城市管理者以“卫生”的名义来合法化对居民日常生活愈发严密
的安排和干预。 就此而言，预防医学知识传播过程的背后，是权力通过
卫生制度建设来介入私人生活， 并在主体性层面形塑个体的健康意识
与健康责任伦理观念。
这不仅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可能面临的情况。 随着慢性病时代的到
来，健康知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与“生活方式”紧密绑定。在面向全
体民众的全部生活的医学凝视之下，“正常”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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