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9 - 《社会》2025年第4期

社会·2025·4

到知识的运用需要结合社会互动的一般形式，文字下乡“必须先考虑到
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并且只有“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才
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费孝通，1998：16-23）。根据涂尔干的知识社会学
传统，费孝通（ 2021：45）认为，经验需要得到范畴的组织才有意义，而范
畴是社会性的，换言之，“人是一段生活”，观念的根基不在于背后的实
体，而在于“应付生活”的效力。 由此出发，情境知识、嵌入性知识等概
念共同表明了知识和社会之间相互建构的辩证关系（赵万里、李路彬，
2009）。 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一种知识“说了什么”，而是它“得以这样
说”的社会制度与文化基础。
现实情况更为复杂。 仍以“文字下乡”为例，费孝通对该现象的讨
论还包含对中国社会乡土性与现代性之关 系 的反思 。 从 历 史 的角 度
看，民国时期国共两党以及社会知识阶层所领导的众多“社会教育”工
作，其中都包含“文字下乡”，他们试图向农村输入一种“超离于面对面
社会化的普遍性知识”（唐宇，2015；于述胜，2005；王兆刚，2018）。 但实
践表明，若不依托于更强力的“政权下乡”，这项宏大的工程很难持久
（王兆刚，2018）。 另外，“启蒙者”在与村民接触时，最初往往会面临冷
漠、怀疑的态度，除非借助本土权威网络，否则很难开展知识教育工作
（唐宇，2015）。 在知识与生活经验之间，理论上的连续性和实践中的张
力呼应了西方理论家对于“嵌入性”的分析。 结合“嵌入—脱嵌—再嵌
入”的框架（吉登斯，2011:18、69），“文字下乡”问题可以泛化地重新表
述为：地方知识原本是嵌入于本土社会生活的，而当一种外来的、通过
普遍性范畴来表述的知识试图进入本土社会时，是否会改造社会生活
本身？ 更进一步，这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知识，是否也会被本土社会生
活所改造？
就此而言，“知识下乡”的讨论背后其实是关于现代性之本土际遇
的宏大议题。 在此议题之下，除了知识内容与生活经验，制度的视角
也尤为重要。 例如，当代社会学研究更常关注的其实并不是“知识下
乡”，而是资本、产业、理性科层组织等现代制度体系的下乡，金融、数
字、网络、管理等方面的现代知识往往是制度体系的附带物。 在对这
些制度的实际运转情况进行分析时，“国家与社会” 之间不可断然 切
割已基本成为学界共识，因此，“制度与生活”的理论视角就显得十分
重要。 在这组对照中，“生活”通常与非正式制度、民情、习惯结合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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