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7 - 《社会》2025年第4期

社会·2025·4

并不说话。 村医解释说：“她耳朵不好，听不见，也不懂普通话。 ”笔者反
问：“但刚刚的讲座不是用普通话吗？ ” 村医含笑答：“有几个医生不会
说土话。 ”
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 表面上看，整场健康教育活动似乎意义
不大，给人一种“走形式”的观感，而且大部分听众都是女性，她们很少
吸烟，讲座主题显得不是很贴近生活。同时，听众年龄偏大，身体状况和
语言水平都限制了他们对讲座内容的理解。 村民们聚在一起热闹聊天，
拿到奖品之后喜笑颜开地回家的情形， 颇令旁观者怀疑卫生院是在用
奖品吸引群众以完成自己的宣讲任务。 那么，既然很少人能通过讲座理
解“吸烟有害健康”背后的科学道理，更少有人付诸实践，甚至许多听众
根本听不懂讲座的内容，这场活动的意义何在？
目睹这场活动只是研究的一个小小开端， 我们不能脱离更广泛的
制度与社会生活语境来解读个案，一场健康讲座，甚至健康讲座这种预
防医学知识传播的手段，都只是基层公共健康治理过程中的一个片断。
带着对农村健康教育活动是否“走形式”的困惑，笔者开始深入探究公
共健康知识“下乡”的过程。
2024 年 4 月， 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到浙江省良全县进行了为期一周
的走访调查，调查对象是由某基金会资助、该县卫健委主持落实的基层
全科医生培训项目。 7—8 月，笔者又在江西省逢水县卫健委进行了为
期一个半月的实习，并在单位领导的支持下同时开展调查，其间参与了
本单位或县域医共体主导的公共卫生督查、义诊和慢性病管理等项目。 2
结合两个县域的田野调查和案例分析， 本文试图以一种系统性方式回
答如下问题： 当代中国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公共健康教育以何种方式影
响农村民众的现实生活？
当然，这里的提问方式本身已经暗含了对前述经验观感的否定，即

2. 在浙江省良全县的调查中， 课题组实地走访了 3 个乡镇卫生院以及这些卫生院下属
的 6 个村卫生室，访谈了乡村医生 7 人、县乡专科与全科医生 12 人、县级卫健领导干部
3 人和村民 5 人。 在江西省逢水县的调查中，借助身份便利，笔者的调查方 式以参与 式
观察、非正式或半正式访谈为主，获取的大量信息具有“场景性”。 下文将呈现一些涉及
非语言表达的实例。 总的来说，良全县的调查虽然有密集的正式访谈（每次 1—2 小时），
但总调查时间偏短。 逢水县的调查则持续了一个半月，笔者更加沉浸于田野调查中，这
正与前者互补。 两县的基本社会经济条件固然有差别，但本文并不打算进行案例对比，
而是要在充分意识到差异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差异背后的某些共同逻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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