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3 - 《社会》2025年第4期

社会·2025·4

而钱、吕世姻也”；《钱太孺人墓志铭》中载：“其居仅数十家，半勾龙氏、
钱氏， 二族世世相婚嫁不绝， 皆资族之望者”；《樊宜人蔡氏墓志铭》中
载：“唯樊、蔡并为街州西安之望族，夙通婚姻”（参见郑丽萍，2010）。 如
此种种，不胜枚举。
在积极社会关系方面， 宋代精英群体身上同样表现出通过婚姻使
其赓续的特质。 北宋名臣李若谷有言：“少时与韩亿为友。 及贵显，婚姻
不绝焉。 ”苏轼婚书亦曰：“交朋之分，重以世姻。 ”苏轼家族与欧阳修家
族为世交，苏轼与苏辙作为欧阳氏门下士，与欧阳修有师徒之谊，苏轼
次子苏迨娶了欧阳修的孙女为妻（张凤，2008）。 寇准与毕士安为同僚，
为答谢毕士安的举荐之恩，便将两女皆嫁其次子毕庆长（马玉臣、杨高
凡，2006）。 王旦与苏易简是同年关系，王旦又曾受过苏易简的举荐，他
的女儿嫁给了苏易简之子苏誊为妻（郑丽萍，2010）。 韩琦与文彦博、吴
充、赵概、包拯为同年关系，与吕夷简、贾昌朝为同僚关系，他们的家族
后代之间均有或直接或间接的姻亲关系，如韩氏子与文氏女、韩氏女
与吴氏子、文氏子与吴氏女、文氏女与包氏子、韩氏子与吕氏女之间都
缔结了婚姻（姚兆余，2002；张彦霞，2004）。 事实上，由于宋朝统治者严
厉打击朋党关系， 韩琦等天圣五年进士及其同僚并没有公开结党，而
是通过缔结姻亲来掩护实际的同盟关系，由同年、同僚情谊等延伸出
的姻亲关系使家族间的利益深深绑定在一起，构建出盘根错节的政治
权力网络。
然而，传递积极关系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带来积极影响。 相较于维续
“承袭性庇护关系”，即姻亲关系以及建立在同乡、同学、同门等基础上
的狭义的积极社会关系，维续“压迫性庇护关系”即积极政治关系的风
险要高出许多。 虽然好的政治同盟能为精英的仕途披荆斩棘， 提供资
源，但在风云诡谲的政局下，同党往往是发生政治斗争时的第一批牺牲
品。 在宋代紧张的党派政治氛围下，即使是正常的观念差异也很可能被
人为上升到政治与道德问题， 进而引发无休止的党派纷争 （邓小南，
2014：454），并极有可能为自身和家族后代带来灾祸。 例如，蒲城章氏、
金坛王氏等精英家族的衰落就是党争的牺牲品（魏峰，2009）。 因此，在
常规状态下选择通过婚姻构建共同体联盟时， 鉴于外在环境风险和内
在趋利避害、厌恶风险的人性本能，稳定保守的承袭性庇护关系更可能
受到宋代精英家族的拥趸，而如非必要，风险较高的压迫性庇护关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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