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5 - 《社会》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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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另外,一系列研究详细阐述了不同学校层次的教师对留守学生、
流动学生、大专学生、职高学生这些在教育体系中被归类为“问题群体”
的学生采取放任态度,对其学业发展和社会流动前景漠不关心的现象,
这些学生在教师态度的“隐藏课程”( hidden curriculum)中逐渐洞察了其
在教育系统中被边缘化和排斥的处境, 进而对上学产生疏离感乃至认
同反学校文化(Wang,2021;Li,et al.,2020;李淼,2016;周潇,2011,2015;
Li,2013)。
需要澄清的是,尽管本研究假设教师更倾向于基于既有社会分类
系统对问题学生加以归类并采取相应的态度和行动,但本研究并不认
为这是教师有意的、有着明确动机的韦伯式的个体行动,而是更多地
将这种态度和行动理解为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自动式认知,这种理
解 与 文 化 转 向 对 文 化 与 行 动 关 系 的 论 述 角 度 更 为 接 近( Swidler,
1986)。本研究对教师行为和态度的理解基于以下两个维度的考量。 首
先,教师的工作通常被视为典型的情感劳动,即在工作中需要通过对
自身的肢体表达、 表情和情感进行管理 和 调节 以 完 成 繁 重 的教学任
务 , 这 与 教 师 较 高 的 职 业 倦 怠 感 具 有 直 接 联 系 ( Bodenheimer and
Shuster,2020;N覿ring,et al.,2006)。 因此,教师的日常教学实践在很大
程度上可被视为具有紧迫性的实践情境,教师往往以潜意识乃至无意
识的认知图式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引,无暇对这种被情境激活的行为进
行充分反思。
其次, 教师在日常的教学实践中往往依赖社会分类系统所提供的
社会类别知识和叙事,这是因为教师的日常教学实践需要在模棱两可、
性质不清的意义世界中进行果断决策, 而社会分类系统提供的分类标
准作为一种认知捷径有助于将教师眼下的问题加以简化和抽象, 将连
续的意义世界转化为离散的类别。 CEPS 班主任和任课教师问卷中与教
师教育观念有关的题项可以为教师对既有的社会分类较少加以反思这
一假设提供证据,例如,对于“若学生处于不好的家庭,学校和老师无论
做多大的努力也难以取得好的教育成效”这一问题,有 49.5%的教师回
答了“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显著高于回答“完全不同意”或“比较
不同意”的比例(35.7%)。
就留守儿童问题而言, 将留守儿童的家庭特征与其更容易产生行
为问题联系起来的问题化叙事很难被完全证实或证伪, 在经验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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