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5 - 《社会》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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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5·3
社会资源也更倾向于这些优势群体， 原来的不平等分配格局也将进一
步扩大，这种情况可称为“有效扩大不平等效应”；第三种情况是，金融
化在增加社会资源的同时，也优化了原有的权力结构与资源分配规则，
削弱了原有优势群体的分配权力， 弱势群体则从新增社会资源中获得
了相对更多的份额，由此能够缩小过去的不平等分配差距，这种情况与
第二种情况正好相反，可称为“有效缩小不平等效应”。
本文所关心的企业金融化与内部收入差距问题到底符合上述哪种
情况，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这里的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主要是
指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需要回答的问题包括：企业金融化如
何改变企业内部既有的权力结构（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议价权力）？ 如
果金融发展视角认为金融化有助于经济增长， 那么企业金融化是否真
的有助于企业经营绩效的改善？ 如果金融化增加了企业利润，那么在第
一个问题的基础上，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又如何变化？ 基于上述问题，我
们可以推导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首先，企业金融化削弱了员工的议价权力。 在赖特（ Wright，2000）看
来，员 工 的 议 价 权 力 受 到“结 社 力 量 ”（ Associational Power）和“结 构 力
量”（ Structural Power）的影响。“结社力量”是指员工形成自己的组织、通
过各种集体行动表达自己诉求的能力， 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垄断劳动
力的方式获得“垄断溢价”。在中国，工会被视为一种在国家法团主义框
架下的社会功能组织，具有建立常规互动体系、传输基层信息、协调国
家和公民关系的功能（张静， 2001），中国的普通员工主要通过工会组
织表达诉求，尽管金融化可能会影响中国企业的治理模式，但企业金融
化基本不会改变工会的角色定位。“结构力量”是指“员工由其在经济系
统中的位置而形成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取决于很多因素，如员工拥
有雇主所需要的稀缺技术、劳动力市场中员工的供给情况、员工具有脱
离劳动力市场完全依靠非工资收入而生活的能力、 员工对生产过程控
制的能力等。 一些研究发现，国家层面的金融化会通过经济部门结构的
变化、食利阶层利益要求的增加、工会议价能力的下降等途径让劳动收
入比重下降（海因、李艳，2015；Barradas and Lagoa，2017）。
我们认为， 企业金融化某种程度上也会改变企业内部员工的结构
力量，其中一种机制就是改变企业的投资方向，也即从生产性投资转向
金融投资。 许多研究都发现，这种改变使得企业收入与利润越来越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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