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5 - 《社会》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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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5·3

           社会资源也更倾向于这些优势群体, 原来的不平等分配格局也将进一
           步扩大,这种情况可称为“有效扩大不平等效应”;第三种情况是,金融
           化在增加社会资源的同时,也优化了原有的权力结构与资源分配规则,
           削弱了原有优势群体的分配权力, 弱势群体则从新增社会资源中获得
           了相对更多的份额,由此能够缩小过去的不平等分配差距,这种情况与
           第二种情况正好相反,可称为“有效缩小不平等效应”。
               本文所关心的企业金融化与内部收入差距问题到底符合上述哪种
           情况,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这里的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主要是
           指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需要回答的问题包括:企业金融化如
           何改变企业内部既有的权力结构(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议价权力)? 如
           果金融发展视角认为金融化有助于经济增长, 那么企业金融化是否真
           的有助于企业经营绩效的改善? 如果金融化增加了企业利润,那么在第
           一个问题的基础上,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又如何变化? 基于上述问题,我
           们可以推导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首先,企业金融化削弱了员工的议价权力。 在赖特( Wright,2000)看
           来,员 工 的 议 价 权 力 受 到“结 社 力 量 ”( Associational Power)和“结 构 力
           量”( Structural Power)的影响。“结社力量”是指员工形成自己的组织、通
           过各种集体行动表达自己诉求的能力, 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垄断劳动
           力的方式获得“垄断溢价”。在中国,工会被视为一种在国家法团主义框
           架下的社会功能组织,具有建立常规互动体系、传输基层信息、协调国
           家和公民关系的功能(张静, 2001),中国的普通员工主要通过工会组
           织表达诉求,尽管金融化可能会影响中国企业的治理模式,但企业金融
           化基本不会改变工会的角色定位。“结构力量”是指“员工由其在经济系
           统中的位置而形成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取决于很多因素,如员工拥
           有雇主所需要的稀缺技术、劳动力市场中员工的供给情况、员工具有脱
           离劳动力市场完全依靠非工资收入而生活的能力、 员工对生产过程控
           制的能力等。 一些研究发现,国家层面的金融化会通过经济部门结构的
           变化、食利阶层利益要求的增加、工会议价能力的下降等途径让劳动收
           入比重下降(海因、李艳,2015;Barradas and Lagoa,2017)。
               我们认为, 企业金融化某种程度上也会改变企业内部员工的结构
           力量,其中一种机制就是改变企业的投资方向,也即从生产性投资转向
           金融投资。 许多研究都发现,这种改变使得企业收入与利润越来越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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