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4 - 《社会》2025年第3期

社会的事件性

无本质区别，社会与之相比只是在程度上更为复杂而已。 然而，涂尔干
（2020a：83）也明确指出，神圣与凡俗的差异巨大到二者之间根本不存
在一个共同的衡量标准。 这样一来，通过确证社会和自然之间存在某种
肯定性的关系， 涂尔干难道不是和他的论敌一样混同了神圣与凡俗的
绝对差异了吗？
联系前后的文本来看，涂尔干之所以要将社会视作自然的一部分，
是为了保证从社会中产生的范畴对自然的适用性。 因为，如果范畴和自
然是完全异质的东西，那么范畴对自然的运用就不能具备客观实在性；

又因为范畴构成了我们的所有知识， 所以我们的知识便只是对自然的
“隐喻”而无法表达出自然的真实实在（涂尔干，2020a：22）。 因此，为了
使范畴能够运用于自然，范畴和自然之间不能是完全异质的，它们需要
一个足以联结二者的中介。现在，这一中介只能是社会：一方面，范畴是
从社会中产生的，是为了表达社会状况而形成的，所以社会和范畴之间
具有同质性；另一方面，如果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二者并无本质差别，
那么社会和自然之间显然也具有同质性。 熟悉康德哲学的读者能够看
到，社会在这里发挥着“图型”（Schema）的作用，只不过在康德看来，充
当图型的乃是先验的时间规定（transzendentale Zeitbestimmung）。 但无论
充当图型的是什么，图型都是使范畴 在现 象（Erscheinung）上的运 用 得
以可能的中介（康德，2022：235）。 概言之，只有通过依靠社会与自然的
亲缘关系以确保范畴对自然的适用性， 涂尔干才能合理地主张一种社
会学式的认识论。 9
因此， 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模糊不清其实关系着涂尔干的宗教社会
学研究与其认识论之间的矛盾。 表面上看， 我们似乎只能选择其中一
方：如果我们认可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认可“社会即神”———或者用更
易为人所接受的说法，认可“社会是一个神圣者”———的结论，那么我们
就必须在社会和自然之间划下清楚分明的界限； 如果我们和罗尔斯一
样，认为涂尔干在书中所展现的无非是一种“社会认识论”，那么我们就

9. 在此提到康德并非随意为之。 以法国新康德主义者雷诺维叶（Charles Renouvier）为中
介，涂尔干本人亦栖身于新康德主义的传统之中（参见 Jones，2000）。 事实上，涂尔干在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一书中试图发展的认识论同样可以被 视作因 取消物 自体（ das
Ding an sich）而变形了的康德认识论，因此，涂尔干同马堡学派和西南学派至少在理论
的出发点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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