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2 - 《社会》2025年第3期

社会的事件性

稳固的地基上。但是，这样一种揭示是如何可能的呢？马里翁指出，一切
现象本质上都是“事件”（événement），只有“事件”才确立了现象自主的
自身显现（参见陈辉，2022）。 由此不难推断，自身显现的“社会”现象也
只能作为事件而显现自身。换言之，“社会”现象作为充溢现象有其根本
的事件性（événementialité）特征，“这一充溢现象肯定不仅不能且尤其不
应该被构造成一个对象，而是作为一个事件突然来临，这一事件引发了
其见证者且从自身出发构造了见证者”（马里翁，2020：103）。 正是在这
里，作为涂尔干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阿隆，2005：279），《宗教生活的基

本形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与向之迂回的路标。 8
二、“社会”何以显现自身？ ———从解读《宗教生活的基本

形式》的两个立场谈起
在涂尔干的主要著作中，《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呈现出一番独特
的面貌。 一方面，涂尔干并未选择诸如“社会分工”或“自杀”等对于现
代人来说相对熟悉的社会事实， 而是以人们极为陌生的原始宗教作为
研究对象。 他在题为《宗教社会学与知识理论》的导言的第一部分展示
了自己对于宗教社会学的研究规划。 其中指出，之所以要研究“图腾崇
拜”（totemism）这一原始宗教，是因为原始宗教中“奢华的东西”还未发

展到足以将宗教的主要因素掩盖起来的地步（涂尔干，2020a：9）。 换言
之，原始宗教所赖以存在的主要因素一定是所有宗教中最本质的因素。
因此，依据所谓“判决性实验”（crucial experiment）的方法（Parsons，1966：
410），涂尔干并未将目光局限于原始社会与原始宗教，而是着眼于人类
社会与宗教的一般特征（Rawls，2004：157；Lukes，1972：455）。

8. 就本文所关切的主题而言，《存在与时间》对共在（Mit鄄sein）的讨论并不能成为一个很
好的出发点。 原因首先在于，海德格尔的问题意识始终聚焦于存在论（Ontologie），因而
《存在与时间》中对他人乃至他者的讨论也始终活动在存在论的视域中，列维纳斯对此
已多有批评；其次，即使立足于所谓的“社会本体论”（ social ontology），我们也很难在海德
格尔的意义上进行言说，因为如果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说法，海德格尔的存在
论所着眼的乃是“存在之为存在”，即“存在本身”（海德格尔后期称之为 Seyn，当然这已
是非形而上学的称呼），而“社会本体论”则着眼于“各种存在者的存在”（此处即“社会”
这一存在者的存在）， 这里涉及的差异乃是存在论差异 （ ontologische Differenz）。 虽则如
此，海德格尔依然是本文重要的思想资源（即使经过了伽达默尔的中介），读者马上就会
看到这一点。

· 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