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7 - 《社会》2025年第2期

社会·2025·2

和抽象的吗？ 它们将会与具体体现和代表它们的个人联系起
来吗？ 这些都是人们无法预见的历史偶然性。 唯一重要的事
情，是去感受通行于我们集体生活的表面上的道德冷漠，集体
生活是我们的社会温暖自己的源泉。 人们可以进一步确切地

说，特别是在工人阶级中，这些新的力量正在形成。
这段晚年讲话深刻地表明， 涂尔干真诚希望在社会危机的紧要时
刻，知识分子具备独特的能力与公共责任，能够穿透社会生活 表 层 的
“紧张”与“冷漠”，真正感受到大众生活深处涌动的“渴望”与“热情”，
通过“在社会之中”的“思考”凝聚起这股弥散的“力量”，由此创造出更
为清晰明确的“集体理想”，进而将人们再次团结起来，重建对共同生
活的信心。
至此，通过分析涂尔干生平参与的两次政治事件，涂尔干行动社会
学背后强烈的政治关怀得以浮现 。 当代法国学者卡 尔桑提（Karsenti，
2021）认为，涂尔干对“行动问题”的最终处理可能不是在认识论与方法
论的讨论之中， 而是隐藏于其政治理论之中。 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洞
见。 在这个意义上，涂尔干的社会学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法兰西式政治
理性主义”———知识分子的道德与政治关怀寄寓于科学知识的发展之
中。 6 这意味着知识分子既不能“为了思考而思考”，也不能“就实践而
谈实践”， 而应该以理性思维与概念分析为媒介去引导社会实践的发
展。 对涂尔干来说，实现这种结合的中介就是作为道德科学的社会学。
根据其学生达维的回忆， 涂尔干在巴黎高师期间就希望以社会学替代
哲学，为第三共和国的政治理想服务，“社会学应当成为这样的哲学：它
有助于巩固共和国的根基，在共和国的艰难时刻唤起理性的改革，并赋

6. 根据法国政治学家罗桑瓦隆 （2017：101） 的界定，“法国的政治理性主义” 是指尝试
“将一种认识的理论（从马勒伯朗士那里衍生而来）、一种社会学（文人的神圣化）以及一
种关于自由的哲学（普遍规则的政府）连接起来”。 从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种
“政治理性主义”生成于法国因长期宗教斗争与政治革命而导致持续分裂危机的社会背
景之中，因此一直被视为维系世俗共和政体稳定的智识基础。 涂尔干本人也对此有过多
次明确的“承诺”。 事实上，法国社会学的这一传统可谓一脉相承，奠基于圣西门与孔德，
成熟于涂尔干与莫斯，布迪厄则是其当代继承者。 关于布迪厄与涂尔干在社会学的学科
定位、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以及共和主义的政治立场之间的关联性，可参见布迪厄晚年
社会学的“政治转向”（郑琰、熊跃根，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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