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40 - 《社会》2025年第2期

在“生活”与“理想”之间：涂尔干的行动社会学大纲

践，只能产生于“探索的终极时刻”（the end moment of its investigations）。
那么，何时才是“终极时刻”呢？或许正是当行动者所依恋的这个实在的
“社会”与“人民”遭遇危机的时刻。 此时，作为知识分子，政治关怀变得
尤为凸显，“生活来不及等待”的紧迫与“理想动态更新”的召唤变得更

为强烈。 正如涂尔干（2020f：8）在《道德教育》导言中所说的那样，阐述
道德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一般意义上的人，而是为了我们这个时代、
这个国家中的人们”。因此，知识分子自诩的理性天赋或特权并不是“为
了思考而思考”（这只是“一种智力的消遣、纯粹和简单的博学而已”），
而应该是“为了行动而思考”（这才是“法兰西的伟大道德”）。 正是对所
属社会与所处时代的依恋，才能激发起知识分子伟大的创造力，而社会
学家智识事业之目的正是更好地承担起社会重建与文明更新的责任，
这便是涂尔干行动社会学最深沉的政治关怀。 他坚守并拓展了法国的
“政治理性主义”理想：一方面是对“笛卡尔理性主义”的拓展，意味着
知识分子的“理性” 思考必须回应和交融在公众的情感和生活需要之
中，进而解决了知识分子陷溺于沉思而脱离社会的身心分离问题；另一
方面是对“政治共和主义”的拓展，意味着将法兰西共和国视为特殊性
和普遍性的合一，共和国既属于个体的“法国公民”，更奠基于对“普遍
人格”的尊重，知识分子的使命便在于通过公共领域的活动来引导公众
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进而将对个体幸福的追求提升到普遍人格的文明
境遇。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说涂尔干以不同的方式改写了马克思“以哲学
改变世界”的革命行动，只是涂尔干关心的“世界”既不是某一个特定的
阶级类别，也不是抽象的人类王国，而是首先指向每个人生来被给予的
群体与社会之责任。 同时，我们也可以说涂尔干改写了韦伯“以行动化
解紧张”的救赎行动，他化解“紧张”的方式是在“学者”与“公众”之间
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进而在思考与行动、理想与生活以及心灵与身体
之间建立一种有节奏的循环。 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涂尔干晚年尤其
是“一战”期间身体力行的政治参与中感受到，他认为，面对社会危机的
关键时刻，知识分子应该担负起责任，这种责任既是对人民的责任，也
是对文明的责任，更是对自己生命的责任。 最终，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
何涂尔干断言“社会学本质上是一门法国科学”。而实际上，涂尔干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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