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3 - 《社会》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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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5·2
渴望，使我们倾向于把事物与其个别具体的要素剥离开来，并通过一种
最普遍、最抽象的形式把它呈现给我们自己。 ……所以人们才会说，我
们是为人类而思考的。 当我们努力制定一部宪法并着手构建它时，不只
是为了我们自己使用， 也不是让这部宪法在遍布于这个国家的各种特
殊条件下运行；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全人类”。因此，法国社会这种独特的
道德偏好和思维倾向进一步加剧了现代人“思考”和“行动”属性相分离
的倾向。
最后，即便面临“思考”与“行动”以及“身体”与“心灵”相互分离带
来的现代“无限病”，但无论是笛卡尔式理性主义思维还是卢梭式普遍
主义理想对涂尔干来说都仍是法兰西共和国 不 可 轻 易 抛 弃的文 明 基
础。 在《道德教育》中，涂尔干（ 2020f：277）明确强调笛卡尔的理性精神
在现代法国科学教育中的重要性：“这里的关键， 并不是要完全抛弃在
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的笛卡尔主义。 我们必须始终都是无怨无悔的理性
主义者，然而这种理性主义必须摆脱简单化的倾向”。同时，他也坚定地
继承了源自卢梭的普遍主义道德理想：“我们的民族意识与人类意识融
合了起来，爱国主义也因此与世界主义融合了起来。 我们最伟大的、相
比而言我们作出过最大贡献的民族荣誉， 如果不是这些已经在全世界
广泛传播的普遍观念，又是什么呢？ ”（涂尔干，2020f：277）由此可见，涂
尔干对法国社会的深切关切与其道德科学的行动面向之间有着内在的
关联。 本文将在最后一部分结合对涂尔干晚期在法国面临社会危机的
关键时刻作为知识分子积极承担起公共责任的分析， 在理论上深入考
察涂尔干对行动问题的终极思考。
总而言之，“思考”与“行动”之间的关系，作为现代社会“人之境况”
的重要维度，贯穿了涂尔干的整个思想历程。 涂尔干终其一生的智识事
业都可以被视为一种不断逼近道德科学之行动面向的尝试， 即致力于
以科学理论的发展来最终成就艺术实践的进步。 面对笛卡尔的科学遗
产与现代人身心分离的困境， 涂尔干通过社会形态学与社会病理学分
析指出： 从简单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分工演化过程意味着现代社会在结
构意义上形成了不可逆转的“思考”与“行动”的分离倾向，进而造成了
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的群体分化， 最终塑造了现代人身心区隔的生存
境况。 涂尔干早年已认识到，这种科学与艺术、理论与实践以及思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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