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2 - 《社会》2025年第2期

在“生活”与“理想”之间：涂尔干的行动社会学大纲

两种不同的“人类类型”：前者意味着支配行动者的力量完全是“杂乱无
章而又敏锐强烈的感受”；后者则意味着思考者为了“为自己的所作所
为找到满意的理由”，往往不着急下判断而需要无限的反思时间（涂尔
干，2020i：289-290）。

进一步来看，涂尔干对笛卡尔科学导致“思考”与“行动”分离的分
析，是通过《社会分工论》与《自杀论》中独特的社会形态学与社会病理
学逐步展开的。 首先，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指出，随着分工的演
进，原始社会中宗教统摄社会诸领域的格局日益被打破，经济、道德和
法律等领域逐渐独立于宗教领域，同时，人们在自由思考的空隙中孕育
出了科学的萌芽。 而现代社会在功能分化的同时，社会结构层面也发生
了相应的群体分化， 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思考的知识分子群体与主要
关切日常生活行动需要的普通大众，由此产生了现代社会“思考”与“行
动” 相 互 分 离 的 社 会 形 态 以 及“身 体 ” 与“心 灵 ” 相 互 区 隔 的“人 之 境
况”。 其次，如果借助涂尔干（ 2020c：282-283）在《自杀论》中对盛行于现
代社会的“自我主义自杀”和“失范型自杀”的分析，那么可以知道人之
“思考”与“行动”属性的分离造成知识分子与普通公众各自患上了不同
的“无限病”：前者是因为“社会缺乏真正的集体活动，使活动没有目的
和意义”；后者是因为“社会不能影响真正的个人情欲，使之得不到调节
和控制”。 这两种“无限病”其实具有同源性，它们共同表征了“社会的
缺席”。 其中，知识分子作为现代社会中以“思考”为天职的人，思考的
对象正是最抽象的“真理”和最普遍的“人类”。 现代性的分工演进虽然
促进了科学思维与个体自由的发展，但“自我主义自杀”的根源恰恰在
于学者与公众的关系纽带被人为切断， 每个人的自我意识不断深化而
彼此疏离，产生了一种空前的孤独与空虚。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人的抽
象思维能力越发达，面对真实生活的行动能力反而越虚弱，最终，产生
了“身体”与“心灵”之间的巨大鸿沟，甚至走向自我的毁灭。
再进一步来看，涂尔干（2020f：291）指出，现代人“思考”与“行动”
相分离的倾向在法国社会最为突出， 因为法国大革命试图将法国从旧
制度的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在支撑大革命的启蒙思潮中，卢梭的道
德理想主义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却给法国人带来了一种普遍的道
德倾向与简单化的思维倾向，“我们简单化的思维和我们对理性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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