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7 - 《社会》2025年第2期

社会·2025·2

部分， 也就是那些在国民集会上起身向所有愿意追随他征战
的人自荐为领袖的人， 在自身的人格中最大程度地结合了国
王的权威和宫相的权力。 他们的高贵赋予他们王权，同时他们
的德性赋予他们宫相的权力， 因为它使众多志愿者把他们当

作领袖追随。 我们最初的国王凭借国王的尊荣（dignity）成为法
院和集会的首领，在这些集会的同意下制定法律，他们又凭借
公爵或领袖的尊荣进行征战和指挥军队。
（ Montesquieu，1989：677-678）
在这段值得注意的议论中， 孟德斯鸠区分了国王和宫相权力的不
同基础，国王的高贵取决于出身，宫相的德性则取决于能力。 但他也提
到，在日耳曼人中间，甚至在早期的君主中，这一区分纯粹是理论上的。
国王同时是领袖和宫相， 他通过自己的人格和在国民集会上展现出的
行动结合了这两种权力。 不过，由于权力运作的方式不同，重新实现结
合的加洛林君主也不再等同于日耳曼人的古代领袖。 宫相之所以能从
国王手中篡夺权力，是因为他依赖的是贵族。 这种新的君主与贵族之间
的关系不再仅仅是国民集会和征战中的“领袖—效忠”关系，还是依托
于采地和财富的“授予—保护”关系。 他们必须避免恢复官职和采地的
转让，因为“他们的统治只是依靠于在这方面给予贵族的保护”（孟德斯
鸠，2012：768）。 在丕平家族依靠宫相身份获得王冠之后，他们依然需要
持续以这种方式换取贵族的忠诚。 就此而言，他们不仅维持了官职的终
身制，也开启了采地世袭化的进程。
（二）封建制的等级平衡
在权力运作的新机制下，君主（或此时的宫相）需要不断地提供新
的采地，以满足贵族领主的期待。 大多数宫相将矛头指向了教会，此时
的教会已经因为国王的赐予而获得了大量地产。 不过，奥斯特拉西亚的
宫相丕平家族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们与教会结成同盟，并以保护教会
的名义征服了法兰西的其他领地。 随着加洛林王朝的兴起，教士与贵族
共同构成君主制下权力平衡的一部分。
从丕平公爵一直到宽厚者路易， 法国的实际统治者必须不断地满
足附庸的期待，政治局势决定了他们对待贵族与教士的不同态度。“丕
平通过保护神职人员成为一国之主， 他的儿子查理马特却只能靠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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