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5 - 《社会》2025年第2期

社会·2025·2

（费孝通，2014a：309）。 在重访禄村的时候，费孝通对农民企业家王兴国
的致富之路很感兴趣。 王兴国最初依靠种粮积累了 1 万元资金，然后用
这笔钱组织了基建队到金山镇承包建筑，又用干基建的收益开了冷饮
店，后续又办塑料厂，最后开了一个旅馆（费孝通，2014b：516）。 像王兴
国这样的致富农民数不胜数， 他们的特点是靠农业完成原始积累，每
一次投资都与家庭或社会组织联系在一起。 费孝通延续了他之前的观
点，认为乡村金融应该要嵌入社会。 同时，他也注意到，由于乡村经济
模式的多元化，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不同，对外部金融和信贷需求也
应该是特色化的。

四、 结论：金融的“双轨制”与保护社会

通过梳理“燕京学派”对通胀恶化下的乡村经济研究，我们可以看
到农村金融问题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以费孝通“乡土重建”为核心的现代
化理论体系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
首先， 现代都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关系， 本质上也是金融
关系。 在这个关系中，乡村处于天然不利的位置。 乡村虽然可以不依赖
城市而自给自足（费孝通，1999a：317），寄生在它身上的市镇地主却不
可能自动放弃对乡村的剥削。 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没有发挥应有的作
用，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政府无法依靠薄弱的都市工业获取足够
的物资和人力，所以无力阻挡通胀螺旋对乡村的破坏，更做不到约束
市镇地主通过高利贷和田赋征实对乡村竭泽而渔式的汲取。 这当然是
国民政府行政能力的缺陷，但也反映出国民政府对金融问题的理解比
较单一和片面。 1928 年，宋子文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以后开始推行
财政统一， 以税制整理开源作为主 要 着手 点 ， 为 的是 收 拢 地 方 财 权
（贾士林，2023：283-284）， 完全不考虑金融如何反哺城市及乡村生产
的需求。
其次，相形之下，“燕京学派”从基层社会的经验研究出发，提出了
金融单轨制无法应对的现实问题。 从云南三村的研究中不难看出“燕京
学派”对乡村社会自成一体的强调，它的金融制度完全嵌入社会结构，
在战 时严 重通胀 的情 况 下 ，出 现 了“瘫 痪 ”或“失调 ”而 不 是 骤 然 的 崩
溃，这不同于工业城市的经济危机那种闪电式的断裂（费孝通，1999a：
331-333）。 这种刻意对立的比较贯穿于费孝通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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