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8 - 《社会》2025年第2期

金融波动对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与一体化的国家和自由主义市场不相容。 费孝通则强调，他既害怕绅士
烂在乡土里，也害怕乡村子弟出去回不来。 在美国，单轨制的城市化已
经导致一切社会升迁的途径几乎全部集中在城市， 如果不先成为城里
人， 一个农村的寒门子弟就几乎没有上升的途径了 （费孝通，1999a：
357）。 并不是所有乡村都能等来 TVA 的拯救，即使是今天，“自下而上”
的一重轨道对于乡村仍然有积极意义， 它至少为承认乡村在面对市场
的时候有处置人口、土地、空间、时间等资源的自主权，留下了政治和法
律正当性的空间。
保护乡村社会在“乡土重建”理论中占据了最核心、最突出的位置。
金融市场的发展不能以破坏农村社会肌理为代价， 在脱嵌的前提下仍
然要保卫乡村， 这也意味着金融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比它作为资本逐利
的目标更重要。
禄村、 易村和玉村三个个案与波兰尼所讨论的大转型过程有所错
位，它们所处的世界经济已经脱嵌——正如波兰尼（2020：256）所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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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已经渡过了大转型，摆脱了自发调节市
场，进入了由稳定的金融主权国家保障的自由市场体系，但中国内地农
村自身的经济还没有脱嵌。 城乡之间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自由流动
的劳动力市场，大量的人口仍依附在乡村土地上。 波兰尼（2020：156-
157）认为，由于市场机制自身运行中存在的缺陷会不断在社会内部积
累破坏性的力量，这些反抗是混乱和自发的。 如果纵容自由市场，将会
激发社会的全面矛盾。
布洛赫在《法国农村史》中曾经分析过，法国 16 世纪资产阶级的兴
起源于当时大范围的圈地运动———换个表达方式说， 也就是资产阶级
的农业现代化，而他认为农民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农民经常局限于无
结果的‘民众的不满’。有利于领主和富人的公有土地分割，在现代是全
欧洲的现象。 同样的原因到处在导致共有地分割，重建大规模经营的倾
向，个体生产者的进步，对市场生产的担心，和难以适应以金钱和交换
为基础的经济制度的乡村群众的危机”（布洛赫，2016：216）。但是，历史
上形成的小土地生产方式延缓了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冲击力， 使农民
能够保留有希望，逐渐适应它并最终从中获益（布洛赫，2016：262）。
同样，从一开始，“燕京学派”就意识到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快速冲
击，乡村的适应和转型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不能以牺牲乡村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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