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3 - 《社会》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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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5·2
就不能以是否出让土地作为评判农村经济的条件了。
从费孝通的角度看， 针对城市和乡村的金融制度应该从不同逻辑
出发，城市及其近郊地区支持充分的土地金融化，远离城市的广大农村
则要限制土地金融化。 这并不是要禁止城市资本向乡村投资，而是要防
止城市金融资本攫取农村地权。 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地不离农，二是
农民可以离地，但有条件。前文对第一层已有讨论，关于第二层，费孝通
认为，随着战后经济的复苏，城市建设需要大批劳工，农村人口转移到
其他生产事业上有利于减轻土地的负担， 但前提是农业改革以资本代
替劳力，可以把人口节约下来。此外，不能单纯鼓励增加人口，而应注重
提高人口质量，使增加的人口能够补充到现代职业岗位上来（费孝通，
1999c：226）。
（四）商业资本的投机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燕京学派” 关于这部分的研究出现了较大
改变。 最早在玉村的商业研究中，张之毅（ 2006b：511）批评商人投机冒
险心理比较重，这些商业活动和资本主义的公司经营不同，缺乏长期计
划，热爱赚快钱，法律意识淡薄。他们的商业带有非法暴力性质，且属于
昙花一现。 他虽然承认富商地主也时常会做一些公益事业，比如修桥、
铺路、捐建图书馆等，但他把这更多归结于个人，旧商人的美德和旧商
业的不道德似乎并不冲突。 张之毅（2006b：524）认为，这一类商业资本
通常是政治腐败的结果，当时国民政府控制的国有公司垄断着市场，中
国农民银行是国民政府以鸦片税为基金设立的， 为地主和富农放高利
贷提供资金，并利用通胀投机，实际上是为“四大家族”服务。 城镇商业
资本趴在农民身上吸血，不可能改变其高利贷的性质，这不只是经济制
度和政治制度的问题，食利性的投资偏好同时还是一种文化心态。 费孝
通（2021：30）在《茧》这部小说中把居住在城镇中的食利者描述为腐烂、
污秽、不见光的寄生虫，完全是批判性的。 在 1943 年访美之时，费孝通
（ 1999d：113-115，1999e：127-131）借由在美国的见闻，愤怒地抨击当时
国内的军饷和黑市问题实际上是政府和食利者相互勾结的大肆腐败的
问题。
如何转变商业资本的投资重心？ 国民政府主导的经济政策试图以
利为导，通过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实现资本配置，使商业资本投向工业
实业。 1935 年的币制改革引起国内外一片赞扬， 不少人认为法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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