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1 - 《社会》2025年第2期

社会·2025·2

20%—40%的占 66.5%， 利率 40%—50%的绝对高息贷款占 20.1%。 7
如果单就利率来看， 前面所讲的禄村的民间借贷无疑都属于高利贷，
但 还 需 要 结 合 社 会 经 济 结 构 和 偿 债 能 力 来 判 断 其 属 性 。 费 孝 通
（ 1999b：465）认为，乡村借贷基 本 上 属 于 消 费 借 贷，本身 风 险 较 高，所
以债主会要求高息、高抵押。 如果因为高利贷把民间金融都取消，农民
的生活也会难以为继。
费孝通并不纠结于高利贷与农民贫困孰为因果， 而是关注不同地
区的社会经济结构怎样才能避免高利贷。 江村处于城市化水平比较高
的江南地区， 土地权早就作为金融资本的投资大量外流。 1912—1937
年，江苏农村土地价格呈现为一个先涨后跌的曲线：1925 年，农地价格
涨幅普遍在50%以上，1932 开始下跌，1936 年跌至极限， 田地买卖几至
停顿。 影响土地价格的主要因素是 1932—1933 年受进口米冲击的本地
米价的大落，连带农产品价格也整体下跌，地主转而把资金存入城市银
行或者转向城市土地投机（叶美兰，1999）。 上海的大米历来都是由附近
的太仓、松江等为中心的城乡网络来供应，米和丝一样是大宗商品（森
正夫，2018：71）。 抗日战争期间，该区域遭到极大破坏，常州、无锡、嘉
兴、松江等地几乎变成一片焦土（马俊亚，2003：52）。 抗日战争结束后，
城镇的经济网络还没有恢复到之前的强度，但出现了许多零售小店（森
正夫，2018：88）。 也就是说，外贸政策和城镇经济网络极大地影响了资
金从城市向乡村的回流。 费孝通密切关注的江村乡土工业发展是强化
城镇经济网络基础的必要条件，等于是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中的一个，也
是最关键的一个。
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实际上有两个阶段的转变都脱离不了
高利贷的推波助澜， 一个是欧洲封建时代自然经济的崩溃（Dubrovsky,
1937：153），另一个是资本主义在扩展殖民地经济过程中对殖民地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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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化（王寅生，1937：177）。 相对于江村来说，云南三村面临的是这两
7. 数据来源：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农业经济科编印的《农情报告》（第二卷第十二期，
1934 年 11 月 1 日）第 98-112 页。
8. 王寅生（1937：177）指出，帝俄资本家联合中亚细亚的地方官厅和 土著资 本家实 行一
种预支棉花定钱的高利贷制度，强制农民领取这项定钱，然后用行政手段迫使农民用棉
花清偿；中国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家统治了安南、爪哇、菲律宾、马来联邦、婆罗洲 等地的
乡村，这些地方的英、法、美、荷等帝国主义殖民者帮助了中国高利贷者 ，而后者 也帮助
了他们。 高利贷者的联合势力达到如此程度———印度每 328 户就有一个高利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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