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4 - 《社会》2025年第2期

金融波动对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统一币制，遏制白银外流，为工商业提供了充足的流转资金，使工商业
和农民都获得了更多收益（严翔，1935：36-37）。这项改革对照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的金块本位及金汇兑制， 通过制造温和的通胀刺激国内经济
（潘晓霞，2017：61），颇像抄作业。 但要命的是，可以无限制买卖外汇的
规定不仅给日军留下了套汇的大口子（吴景平，2013：109），还助长了商
业资本的疯狂投机。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又急于抛出金圆券改革
方案，实质是已经孤注一掷，放弃了金融监管，直奔外汇而去。国民政府
的整套操作方案始终维护的是金融资本的利益，不向富人收税，所有的
金融改革成本完全转嫁给了底层劳动者（杨培新，1948：21）。
在费孝通看来，商业资本如果要在乡村生产中真正发挥作用，需要
嵌入社会。 他曾以江村的航船制度为例，指出农民银行合作社与其直接
借钱给农民，不如好好利用当地已有的信贷系统来资助农民（费孝通，
2005：235）。 航船制度是城镇商铺和乡村之间市场关系的中介，船主能
替村民向米行借米，争取一个双方都认可的价格，并担保农民还米。 如
果米行或丝行能通过航船制度向农民先行提供贷款来作为收购产品的
预付款，到时候再收取米或生丝，那么双方就都能受益。 考虑到米行或
丝行通常也是放债大户， 这个想法等于试图 把 高利贷转变 为银行贷
款。 9 他也谈到，给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又想保证他们用在生产上，可以
以贷料取代贷款，比如，直接提供抽水机或豆种。 贷料需要考虑到各地
方的特殊需要， 因此也是一种嵌入地方社会的办法 （费孝通，1999b：
466-468）。
1949 年之后，旧商业和旧金融的基础不复存在，商业资本的食利性
投机被严厉遏制。这个批评在费孝通后续的研究中没有再出现。进入改
革开放时期， 费孝通更多在思考如何根据不同地区的社会条件建设商
品经济。 他总结的各种发展模式都包含了各地农村怎么完成发展工业
的原始资金积累这个前提性问题，比如，温州人靠外出贩运和走码头卖
手艺，从家庭工业和大市场中积累，苏南是从集体经济中积累，淮阴则
是发展家庭副业，搞简单加工的小商品，然后农民集资办厂一点点积累

9. 银行贷款不同于高利贷的地方是，高利贷直接寄生于小生产者，直接榨取剩余价值，
对于生产者而言它只是现金，用来救济生活，它客观上阻滞生产；银行贷款是金融资本，
寄生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对于借贷的资本家而言是一种资本，榨取的是商品生产者的
剩余价值（王寅生，1937：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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