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7 - 《社会》2025年第2期

社会·2025·2

现出相反的形式，专门用‘让’（iang）这个词来表示，字面意思是‘向他
人让步’；以高雅举止，给对手让路或让对手优先，从而完胜对手。 ……
以礼示人正在于对自身荣誉极端重视”（赫伊津哈，2014a：76）。 依礼取
胜保证了从中获得的声望与荣誉之正当性， 也为战争之后对立群体间

“握手拥抱”（ Caillé，2013）创造了可能。
然而，二元结构也内置了竞争从游戏退化为“准游戏”（埃利亚斯，
2005：110）的可逆性。 当赫伊津哈在强调特定文化形式的竞争是游戏
时，他也在表明只要人类学的二元性是永恒的，竞争中的去文明化风险
就将长期存在， 尤其是当群体竞争升级为更具肉体毁灭可能性的战争
时，竞争就随时可能退化为你死我活的冲突，暴力的使用将超出打败对
手所需要的必要限度。 在他看来， 战争的文明限度表现为一旦胜负已
分、荣誉得到验证，战斗就“见血即止”，这需要在参战双方间维持一种
从二元对立结构延伸而来的对等性，亦即具有所谓的“棋逢对手”或“权
利相当”的特征。 如果打破了这种二元结构的天然对等，战争的游戏性
会彻底终结。 按照这一逻辑，以征服、奴役或统治等政治目的进行的战
争首先颠覆了对等性，制造出了等级与支配，也就退出了文化与游戏的
范围。
从赫伊津哈的国际主义视角来看， 欧洲国家之间也可以被视为彼
此对立但又对等竞争的“游戏共同体”，国际法就是这个共同体应该遵
守的规则。 为了自身的荣誉，游戏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竞争必须接受国际
法的约束，包括对各国权利和义务的承认，在交战过程中遵循礼节和人
道主义原则等。 赫伊津哈认为，1933 年之后的国际法体系已经不再是
文明生活的真正基础， 因为成员国已经开始将自身的利益与权力野心
置于游戏规则之上。
赫伊津哈将游戏作为竞争的前置概念与评价框架无疑是想表达：
不择手段的生存性斗争与争优取胜的游戏性竞争是存在本质区别的，
后者体现着有益于文明发展的非功利性价值与规范性作用。 作为基于
人类学二元性进行的平衡与促进机制，游戏意味着在对立中维持对等，
并以胜利作为暴力的终点。 在从竞争过渡到战争的过程中，赫伊津哈完
成了对游戏作为规范性之格的建构，并以游戏的“语法”呼应了柏拉图
与布克哈特、莫斯与葛兰言关于竞争性仪式活动的道德讨论，以此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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