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1 - 《社会》2025年第2期

社会·2025·2

“理想语言”互相循环论证的格局，直接从语言的跨文化实际运用中发
现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与生活世界的关系。 25 除了语言人类学的田野
报告和哲学家的推断，所谓语言述说视角下的差异性在何处容易发现？
答案是在文学特别是在诗中，“诗不好译”的结论在此甚至可改成“诗
不可译”。
诗翻译虽然一般能够互相对准并呈现出对方语言“同义词”的基本
意思，但无法做到完全形貌对译。 26 翻译无法呈现诗歌语词的模糊处，
无法呈现原诗的声音。而诗歌语言的发声、韵律、节奏是诗的存在本身，
更是其词语内容的源泉，是语言通向实际生活的道路，这也是译作与原
作基本上不可能互相吻合之处。 就汉语而言，诗语言还有象形部分，即
由其笔画组成的“身体”，这也不能翻译。 因此，“诗不可译”相当于说，诗
体现了日常语言述说的视角差异，方言诗则是这种差异性的极致体现。
（二）从日常语言视角出发———“势说”政治与传统社会科
学进路的区别
上文从语言人类学、视角论人类学和诗翻译经验等方面进行讨论，
目的是强调日常语言述说视角之间的差异是一种“实在”的差异，因此
重要的是将“势/地势”作为日常语言述说视角来把握。 本文认为，只有

25. 我们常以哲学家的理想语言实验（如戴维森式语言分析哲学）讨论不同文化（语言）
范式之间的理解， 这类语言哲学家又会借助如乔姆斯基式或结构语言学的深层语法等
预设来进行讨论。 另一类哲学家，如奥斯汀等声称从语言现象学入手，但也没有跨语言
范式翻译的体验。 海德格尔倒是曾意识到中文的“道”是不可翻译的，他曾谈到与一个中
国人讨论“道” 的经验，“在 1943—1944 年间曾参加我关于赫拉克利特和巴曼尼德斯讲
座的一位中国人（即萧师毅）也发现（我所讲的内容）与东方思想有相通之处。 在我不熟
悉其语言之处，我总是保持怀疑的态度。 而当这位搞基督教神学和哲学的中国人与我一
起翻译老子的一些诗节之后，我就更是怀疑了。 通过发问，我知道了这种语言的本性（与
西方语言）是何等地完全不同。 尽管如此，这里有某种令人非常兴奋的东西，在我看来也正
是对于未来有着根本意义的东西”（参见 May，1996：101-102；张祥龙，2017：308）。 维特根
斯坦在《哲学研究》第 74 节以立方体示意图为例，表示有不同视角的人会有不同的行为。
此外，他关于美学的演讲和晚期关于“确定性”的笔记中有涉及跨语言现象的论述（维特根
斯坦，2024；Wittgenstein，1967：30）。 而海德格尔（2004）关于语言本质的讨论，特别是方言
诗的论述，最接近本文所称的日常语言视角实在论。
26. 安乐哲（Roger T. Ames）谈 到，诗歌 翻译一 方面失 去了这 件作品 的诗意（what is lost
is the poetry， 此话来自美国诗人弗罗斯特）， 另一方面可以发现“诗”（what is found is
also the poetry），也 就是说 ，好的翻 译会 重 新 创 造 诗 ， 例 如 美 国 诗 人 庞 德 翻 译 的“唐 诗 ”
（参见胡治洪、丁四新，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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