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6 - 《社会》2025年第1期

“像正常人一样”：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与感染者日常生活的建构

的差异。
实际上，这种区分在医疗实践中十分常见。 如上文所言，医学在面

对无法治愈的疾病时往往强调“带病生存”，将之视为一种慢性病。慢性
病需要医疗技术对身体的持续干预，因此，终身服药是许多慢性病患者
的常态。 不过，“是药三分毒”， 药物总归会带来或轻或重的不良反应，
但医学并未将药物不良反应视为疾病的一部分， 也很少将由不良反应
造成的不适感视为一种病态， 而是认为不良反应是通往正常之路必须
付出的代价。 正如彭畅所言，“不吃药就会死”。 为了身体的正常，服药
者需要对不良反应进行管理，程度较轻的需要努力克服、忍受，程度较
重的需要寻求医学的干预。 总之，不到万不得已，拒绝治疗都不是一个
理性的选择。 这种感知的区分为医学的持续干预提供了合理性基础，也
使得作为规范的正常身体成为感染者追求的目标。

（二） 社会安全：“治疗即预防”
在抗病毒治疗应用之前，许多艾滋病患者病情危重但无药可治。 经
由媒体报道之后，对于艾滋病的恐慌氛围笼罩社会，人们“谈艾色变”。
同时，艾滋病疫情的蔓延无法得到有效的控制，感染的人数持续上升。
此时，艾滋病疫情被视为“关系民族素质和国家兴亡的大事”，“一项关
系全局的战略性任务”（潘绥铭等，2006），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挑战。
在这个意义上， 艾滋病疫情构成福柯 （2018a：77） 意义上的“危机”
（crise），成为一种“传播的爆发现象”，直接威胁到了社会安全。
福柯以麻风和天花作为不同的传染病干预形式的典型案例， 对比
说明了规训与安全配置的差别。 麻风 病的干 预方 案 是 典 型 的规 训 机
制———将病人与“正常人”隔离起来，体现的是排斥的机制；而在对天花

的治理中，干预对象是作为整体的人口，治理者通过对感染率或死亡率
等指标的分析，确定分布的常态，并找出不正常的分布曲线，进而努力
压低不利的、异常的曲线（福柯，2018a：78）。 规训与安全配置并不是截
然对立的，一方面，排斥与抛弃并不是规训的全部面貌，规训是“积极
的、 技术的和政治的”， 总是与介入和改造的积极技术相联系 （福柯，
2018c：61）；另一方面，在社会安全配置中，规训也没有被消除，它对治
理人口而言依然具有极高的价值， 这一价值体现在治理的深度与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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