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2 - 《社会》2025年第1期

“生活”自耕农：杨开道早期理论（1927—1937）中的农民形象

方向，这意味着农业从“凡是家里需用的地里可长的东西，他们都要种
植”转变为“卖出农产、买入用品”，种植特定的一种或两种作物，同时
“同现代农产贩卖合作”联系起来的“商业化农业”，而农民也从“不单
是一个种地的人家，并且是一个手工的人家，一个贩卖的人家”的传统
自耕农形态转向“一个只种地而不作工的纯粹农民”形态。 这一过程将
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率， 如果农村土地的供应也能在城市产业同步发展
的前提下得到保证，那么“至少每人的生产，每家的生产，是可以增加五
倍十倍的”。而这使得支持一种现代农业国家中“比起市民来，不一定手
里宽裕，不过比起旧日农民来，便有天壤之别”的生活水平成为可能（杨
开道，1934b）。
如果与当时农民在生产状况上的惨淡现实比照来看， 这样的前景
无疑是天方夜谭。 然而，或许是受到巴特菲尔德潜移默化的影响，杨开
道（ 1930g，1930h）认为，通过初步的农业教育，并为农民在采纳新的农
业技术上提供一定的支持，就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农民的基本生存问题，
从而迈出从现有状况到产业现代化理想进发的第一步。 杨开道之所以
会如此信心十足，除了因为他对农业教育和农业普及方法的信赖之外，
更为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中国农民对产业改良极强的内在亲和性。 在杨
开道（1930f）看来，农民对维持自身“生活平衡”的关注使得他们对于一
切能够改善自己的营生手段并给自己带来物质利益的事情都给予高度
重视：“不惟农民整个的生活偏重物质，就是农民精神生活里面，还时时
含有物质的色彩。 农民评判教育的优劣，常以将来的经济收入为前提，
宗教信仰里面，尤其和生产手续发生密切的关系”。这种心态意味着，一
旦知识分子能够以一种农民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把产业改良带到他们
面前，他们势必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这一“馈赠”。
在这个意义上，杨开道提出了农业教育的“示范性”和“权宜性”的
要求，认为只要利用农民所熟悉的渠道和素材，并尽量减少对他们日常
物质生活所造成的负担，那么，就算不识字的农民也会愿意且能够通过
这一教育过程接受新的农业技术。 为了说明这个观点，杨开道（1930i）

（接上页） 了全国，各区，各类的消费量，我们才有资格去决 断那一 个地方粮食过 剩，那
一个地方粮食缺少；过剩的是什么粮食，数量多少；缺少 的是什么粮食，数量多少 ；那个
地方的粮食应该向那一个地方流动，那一种粮食应当向那一个地方流动，那个地方应该
输入多少，那个地方应该输出多少？ ”（杨开道，192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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