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9 - 《社会》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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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5·1
区的公共事务。 这种做法的另一面在于，人民也有权力决定何种事务是
眼下自己所在社区最为迫切的需要。 诚如上文所言，杨开道认为，农民
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一种发展和变革的心态， 并基于这种心态积蓄了
较强的动力，因此，能否将农民核心变革诉求的满足融入社区公共事务
的处理，并将他们的内在动力集中到对这一过程的推进上，决定了地
方自治能否以当时的农民为主体来实现。 对于这个问题，一方面，杨开
道认为，华北农民在他们的长期生活中已经发展出了对自身核心诉求
的共同感知，只要稍加引导就能成为自治所需的强大驱动力；另一方
面，杨开道通过观察新制度在华北农村的落实情形发现，习俗是组织
农村公共事务的重要在地基础，也蕴含了农民表达核心需求和革新愿
望的传统空间。 因此，对习俗的改造可以为农村基层自治提供“民情”
基础。
在备受后世研究者关注的《“人权”：一个社会学的解剖》一文中（侯
俊丹，2021）， 杨开道提出了一套由知识分子帮助农民表达那些他们在
日常生活中时时触及却“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改革诉求的方案。 在该文
中，杨开道提出了“农民人权”这一概念，用于指代那些在农民的社会生
活中自然发育出来的核心诉求。 这些诉求的内容在长时间的社会实践
中被大众所认可，并能随着历史情境的变化而发展。 在杨开道看来，农
民对自己想要什么和应该得到什么是有明确感知的， 一旦这些诉求受
到太大侵犯，他们就会奋起暴动，社会问题就会呈现难以收拾的状况。
正是由于这些诉求产生于公众的认可，因而是一套关于人的情感和人
生之道的“社会标准”。 然而，在杨开道（1930b：28-96，1930k）看来，尽
管当时的农民大众能够感受到一些具体 的困 扰 ， 做出 一些 具 体 的判
断，但要想揭示这一群体的真正诉求和救济方案，只靠他们自己是做
不到的。 晏阳初（2003：67）曾经感慨到，“单是乡村人解决不了乡村问
题，因为乡村人对于问题只能直觉地感受到，而对于问题的来源，他们
不能了解认识”。 在杨开道看来，知识分子所作的工作就是帮助农民有
效表达这些感受，并用组织的方式引导和帮助他们集中现有力量实现
自身诉求。
事实上，在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试图承担这一工作之前，华
北农村社会的农民、组织和领袖已经在习俗的层面上有一定的合作。 现
有的不少社会史研究揭示， 华北农民拥有表达并疏解自身诉求和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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