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6 - 《社会》2025年第1期

“生活”自耕农：杨开道早期理论（1927—1937）中的农民形象

生存空间，也不在于比拼生活水平本身，而在于使农民阶级在社会性、
精神性和组织程度上不落后于同样在全速进步的其他阶级。“不掉队”
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构成了一个前提：农民阶级在新的民主秩序中占
据一席之地， 而不至于由于缺乏政治参与而使得整个阶级沦为政治上
的“二等公民”。 为此，农民阶级需要提升自己的生产效率，并通过与其
他阶级的配合和协调争取一定的资源和空间。 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发展
自己的社会政 治 生活， 从 而确 保 本阶级的政 治 参 与 能 力（ Butterfield，
1919：19-20、27-28、48-49、63、191-192、213）。
概括来讲， 杨开道搁置了阶级竞争图景中政治参与的层面， 留下
的是对生活资源和生活空间的争夺，而后者正是维持某种“物质生活
水平”的关键因素。 结合社会史材料来看，这一“一去一留”背后是现代
化带来的城乡不平等问题在当时的中西方都 普 遍 存在且 造 成 一 定 社
会问题的现实。 与将其视为政治问题的巴特菲尔德不同，杨开道的理
解更多是透露出一种现代化的总体焦虑。 都市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一方
面为当时的人提供了一个窥视“西方现代性”的窗口和想象现代生活
方式的原型，另一方面也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以乡土为代表的旧中国
产生了“普遍贫困”的印象，以至于发出诸如“现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
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梁心，2024：171）
的感慨。
这种焦虑心态不仅影响了当时的知识界， 其投下的阴影也笼罩着
乡居大众（梁心，2024：233）。 都市生活的灯红酒绿在为农民眼中的理想
生活提供一个具体范本的同时， 也使得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苦难感受变
得更加具体了。 对二者之间鸿沟的感知以及对都市享乐生活的渴望极
大地塑造了近代中国农民， 尤其是那些处于都市影响范围之内的农民
的基本心态。 然而，就像正负电极少了一个便不能产生电一样，这些感
受之所以能够在农民心中普遍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绝不仅仅是都市生
活这一外部因素所能造成的结果。
现有的一些社会史研究揭示了近代中国农民在维持自身生活的过
程中挥之不去的“日常烦恼”体验，这种体验催生出了对于变革的某种
强烈内在需求。 正是这种需求与都市生活所提供的刺激一拍即合，才塑
造出了近代中国农民极强发展倾向的基本生活心态。 韩丁（1980：3）将
华北农民的日常生活称为一场“没有最终的胜负， 只有无数的战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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