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0 - 《社会》2025年第1期

“生活”自耕农：杨开道早期理论（1927—1937）中的农民形象

愿望的“小传统”：他们会在节庆庙会这样的重要时空节点进入公共生
活， 在这一场合花费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动用的金钱来表达和抒发自
己的情感和困扰，并在较高的愉悦和兴致中得到自我的释放与更新（赵
世瑜，2002：191-199；葛兰言，2005：136-182）。 他们在这些公共生活的
参与中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组织习惯， 地方组织和领袖则在这些场
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许多传统华北农村的地方组织正是在节庆
和庙会的场合发挥自身功能并整合组织资源的。 在许多地方，这些活动
的组织者往往也在村庄拥有一定的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 他们通过主
动花费时间和精力组织并承办成功一个大家需要但又不愿意出头去办
的“会”，从而以“当家的”的身份获得人们的尊重。 而当地的农民在认
可这些人的领袖地位之后， 也很愿意在一些公共事务的调动和私人矛
盾的调节中尊重他们的意见 （杜赞奇，2010：132-150； 岳永逸，2014：
218-222）。
杨开道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认为，只要将自治组织建立在改
良习俗的基础上，这一组织就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他看来，19 世纪
末的华北农村社会“无疑地是习俗社会，什么事情都以习俗为依归，而
和法理不大发生关系”。 他将过去的“中国地方自治制度”遭遇“空虚与
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这些政治方案缺乏在地基础：“农村政治设施，
在名义上似乎是焕然一新，然而实际上还是因袭村社的遗业，有基础的
才能实地进行，无基础的便只有一个空名义，有一个空组织”（杨开道，
1934c，1935）。 基于这种认识，杨开道希望自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占据
农民心目中诸如庙会这样的习俗性的位置。 在论及如何让农民心甘情
愿出钱供给自治经费的时候，杨开道（1931）直接将自治与求神拜庙并
列类比：“因为有了自治，身体健康可以维持，心理知识可以发展，工作
技术可以增进，整个的经济效能，经济收入，都要增加许多。我们现在花
下一点钱，仿佛是一点小小的投资，将来会有大大的收益。 农民求要财
喜，不必杀鸡到庙里去求菩萨，只消送一点钱到公所里去办自治，便有
莫大的效验。 所以我们有钱的人，固然要踊跃捐输，没有钱的人也要竭
力相助”。
总而言之， 杨开道看到了华北农民已有的表达自身革新愿望的习
惯以及习俗给农村公共生活留下的空间，因此，他认为，只要对农民加
以引导，并将组织建立在习俗这一在地基础上，华北农民是有可能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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