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3 - 《社会》2025年第1期

社会·2025·1

举了教农民使用先进洋犁的例子：“我们只消犁给他们看， 并且教他们
自己试犁一下，他们就会觉得洋犁的好处……所以原理可以不知，方法
是一定要知道的”。“示范农场”则是另一种有效的制度设计，即在一个
特定的农场引进先进的技术和品种， 通过展示该农场的成果与一般农
场的区别来引起农民的兴趣。外人来办“示范农场”效果还不一定好，最
能引起农民注意的“示范农场”是他们自己关系最亲密的亲人或邻人办
理的。 在这个基础上，杨开道（ 1930j）提出了“儿童农业团”制度，让孩子
们利用一定的课时在学校的试验田里试行新的农业方式，“等到（儿女）
有了成绩之后，他们的父兄当然要为之感动，也照样的办理”。
也就是说，在杨开道看来，只要经过适当的农业教育，华北的农民
就可以以职业化的方式实现“产业改革”，从而最终获得一个更高的生
产效率。 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农业教育与普及方法的效力外，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农民在长期的物质生活维持中对改进营生手段保持
了高度的兴趣。 因此，只要改良能够以一种农民易于接受的方式展现在
他们面前，他们很快就能接受并加以运用。 在这个意义上，就像关于地
方自治的情形一样， 近代中国农民是具有负担产业现代化所需的主体
资格的。

五、 结论与余论

本文呈现了杨开道在早期的学术生涯（1927—1937）中是如何经由
对巴特菲尔德理论的转译和改写而最终提出他自己关于当时中国“农
民形象”的理论的。“有产的自耕农”是他所刻画的“农民形象”的原型，
这一形象或许与作为他长期观察和实践对象 的 华 北 农村 社会密 切 相
关。 而在对农民形象的具体分析中，杨开道的讨论主要在生活样式和基
本心态这两个层面上展开。 笔者将他在这两个层面上对农民的刻画分
别总结为对“生活平衡”的维持和对“日常烦恼”的感知。 如果把这两个
层面结合起来的话， 一个相对完整的农民形象将以光谱的形态跃然纸
上。 位于光谱中间的正是杨开道笔下那群拥有一定产业的人，他们以一
种较低的生活水平和劳动报酬率努力维 持 着 自 己 和 家 庭 的“生 活 均
衡”，同时日复一日地忍耐着那些近在眼前却无法解决的“烦恼”。 在光
谱的一侧，当自耕农的产业被剥夺到一定的程度，或者说，当他们的负
担达到难以承受的程度时，他们维持“生活平衡”的努力就会破灭。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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