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4 - 《社会》2025年第1期

“生活”自耕农：杨开道早期理论（1927—1937）中的农民形象

可能会成为以贩卖体力为生的苦力， 或者在暗无天日的小作坊里讨生
活；而在最极端的条件下，他们就会变成流民、都市中居无定所的小偷
小摸者和秘密社会团体的成员， 或者被卷入当时在大半个中国大地上
肆虐的战火，为了一口饷粮被编入大大小小军阀派系的部队（黄仁宇，
1995；杜月，2020）。 而在光谱的另一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没有
止境的。 只要他们的生活状态和经济逻辑没有发生根本转变，他们从日
常生活中不断体认的新“烦恼”以及对更好物质生活的追求必定会为他
们指明下一步改良的方向。 这样一种农民形象连通了惨淡的现实和改
良的未来，而正是在这样一类农民身上，杨开道看到了承接地方自治和
产业现代化的潜力。 在他看来，自治和产业改革的方案只有能够建立在
农民的这种内在基础之上时才具有真正实现的可能。 从这个意义上说，
1937 年之前的学术历程相对于杨开道的整个学术生涯而言是一个“早
期阶段”，同时，在这个阶段，对农民形象的挖掘与阐释也为杨开道围绕
着《中国乡约制度》等文本而展开的对于组织和领袖问题的后续讨论提
供了某种人性论意义上的基础。
这样一种将对农民与制度间关系的理解归结到农民自身的生活样
式和心态上的讨论方式， 实际上暗含着将农民视为能动的现代个体的
思维转向。 这一转向实际上使得将农民作为某种现代转型主体的讨论
方式成为可能。 在中国的知识界，这样一种思维转向早在清末就已经初
现端倪，而在 20 世纪的兴盛离不开早期群学的倡议。 作为这一观念在
群学中的开创者，严复（2014：103-106）一方面通过从“天观”到传统儒
家政治结构的一系列颠转，将未来“国群”的基础寄托到了“民”身上：
他们一方面拥有“自营” 之心， 随时准备为了自己的利益与他人“相
争”，另一方面又具有“天良”的禀赋，能够做到在一定程度上团结群内
他人。 国群的治与不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取决于能否通过一定的方式
在人民的自营能力充分发挥的前提下确保国群内风俗的优良。 正如严
复（ 2014：98、111-113）自己所说，“故欲郅治之隆，必 于 民力、民智、民
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 严复对“群—民”关系的这套看似全新的理
解， 实际上延续并推进了士人在明清以来 务求 通 过 在乡 野 民俗 之 中
“ 知行合一” 的经世实践来寻求自身成圣之道的传统 （王东杰，2021：
149-208），并对随后大半个世纪中国的社会建设思想造成了举足轻重
的影响。 无论是梁启超将“新群”建立在“新民”的公私德性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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