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5 - 《社会》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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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5·1
设想，还是梁漱溟对于一种合乎中国人“理性”的社会组织的倡导，这
些讲法背后都能看到严复这一观念的影子（梁漱溟，2015：189-215；王
楠，2023）。 在这个意义上，杨开道对于“农民形象”及其与自治和现代
化政策间关系的理论讨论可以视为上述 中国近 代思 想潜 流 中泛 起 的
一个重要涟漪：借用留美所得的思想资源，杨开道将这种以民为能 动
主体的视角拓展到对诸如地方自治和产 业 现代化等 新 的实 践 问题的
讨论中。
实际上，一方面，也正是因为从严复到杨开道的这一思想脉络有意
识地采取这种角度讨论农民及相关制度问题， 他们的讨论才存在与现
代农民学研究相对话的基础： 现代农民学对各文明不同农民处境和某
些共通的核心心态的强调使得某种农民现代转型的文明比较研究成为
可能。 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文明比较的视角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至少
在杨开道看来，当时中国的农民具有一些特殊的品质，这些品质赋予了
农民一种为地方自治和产业现代化所需的主体资格。 与斯科特（2001：
16-40）在讨论东南亚农民时所强调的他们在生存边缘和触发反抗行动
时所凸显的基于生存权利的道义经济心态不同， 杨开道更多关注的是
农民心态所具有的某种发展性。 换句话说，在他看来，中国农民的核心
心态或者说最能触发行动的心理动机， 并非或者说并不完全存在于生
存维持的挣扎及失败时的绝望抗争中， 而更多还体现为某种能够组织
和运作更高水平的物质生活以及更加复杂且现代化的地方自治实践的
潜力。 换句话说，正是杨开道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讨论国家方案中对
于“民”这一主体的重视，才使得他们的理论具有与现代农民学研究对
话的基础，也正是这一对话，才能够凸显出杨开道笔下的近代中国之农
民形象其品质的特殊性所在。
不得不说， 杨开道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与现代农民学之间还是存在
相当大的差距的。 7 然而，如果抛开这些对于当时作为行动者的杨开道
而言颇有些后见之明的质疑，我们不难看到，他对于中国农民形象的挖
7. 虽然都关注农民的心态因素，但现代农民学研究对“特定的农民心态是如何在经济和
社会因素的影响下最终导向某种特定行动或组织倾向的”这一问题的呈现，以及在这一
过程中对农民的家计学计算的讨论， 是作为一个理论家和政论家的杨开道所没有做到
的。 他基于自身经验对于农民心态及其与自治和现代转型主体性间关系看似独断的理
解难免受到某种认识论上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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