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5 - 《社会》2025年第1期

社会·2025·1

他认为，并不是那些在收益分配上最不公平的举措，而是那些最强烈侵
犯了农民的“道义经济”观念的举措导致了农民对现存秩序的反叛。 在
斯科特（2001：41-43、202-206）看来，“道义经济”观念 的核 心 ，就 是他
们围绕“生存的社会权利”而形成的一系列基本需要。因此，对这些基本
需要的侵犯很容易引发农民的“道德义愤”，由此燃起的怒火会把他们
视为敌人的现存秩序付之一炬。
与当 时 主 张 在农 村 内 部 进 行 阶 级 划 分的 做 法 不 同 的 是 ， 杨 开 道
（ 1930a：4，1930e） 并没有把土地制度及其相关的社会不平等视为决定
农民生存处境的根本因素。 他虽然同样承认土地对农民的根本意义，但
也只是将其作为交由农民在政策的帮助下自行处理的问题。 真正让杨
开道认为需要农民以阶级运动的形式加以应对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急
剧激化的城乡对立。 在他看来，代表城市的工人阶级和商人阶级在现代
社会得到迅速发展，他们的生产效率和组织效率都远远高于农民阶级，
农民在争取权益和改善自身生活水平的事业 上处 于 极 度 弱 势 的地 位
（杨开道，1930a：12-13）。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农民的“阶级化”才成为一
个极其迫切的任务。
杨开道的阶级运动理论背后是围绕着争夺“生活”空间和提升“生
活”水平的城乡竞争图景。 在他看来，“现代的世界，简直是一种生活的
决赛，谁跑得慢一点，谁就会落在后面的”（杨开道，1930a：34-35）。为了
避免落后， 他鼓励农民阶级在这一竞争中针对市民群体采取一定的调
和乃至斗争的手段。 在关于“民食问题”的讨论中，杨开道（1929a）直接
指出，“民食问题”的提出者往往站在市民视角而非农民视角，并提醒政
府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一定要取得市民利益和农民利益的调和。 同
时，他还指出，1921 年苏俄的喀琅施塔得（Kronstadt）事件和迫使余粮征
集制转化为新经济制度的“半罢耕”办法，都体现了农民在受到市民不
平等剥夺后的反抗。“半罢耕”的办法被他视为一种可以借鉴的有效斗
争手段（杨开道，1930a：30、50、86）。
与上文提及的两处“误译”类似，杨开道提出的这幅城乡竞争的阶
级图景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接自巴特菲尔德，然而，就像上述理论的命运
一样，阶级理论的内涵也在经过杨开道的转化后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虽
然 19 世纪末的美国农民同样面对城市突起和城乡间的关系失衡，但在
巴特菲尔德看来， 城乡之间阶级竞争的本质并不在于争夺生存资源和

· 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