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0 - 《社会》2025年第1期

“生活”自耕农：杨开道早期理论（1927—1937）中的农民形象

太小”的因素外，“资本家的重利，地主的重租，农作方法的陈旧，农业
经济的忽视，都能减少已经很小的收入，使农民不能维持正当生活”（杨
开道，1927）。
“生活”概念的另一个面向则带有更强的改良意味，杨开道将其用
于勾勒某种理想的生活状态。 这种理想生活状态彰显并回应了农民的
某些核心欲求，比如，拥有土地、免于中间人盘剥、提升现有的生活水平
等。 借助这个概念，杨开道（1930b：41-42）一方面以其为标准衡量当时
的一些农村、农民现状和农村基层治理效果，另一方面利用其发展到较
为极致的形态构建对未来国民形态的想象。
在这个意义上，“生活” 概念的现实面向和改良面向共同构成了刻
画农民基本生活样式的最大公约数， 对现实生活的维持和对改良未来
的展望是所有农民最大的共同关切， 也是在农村社会中推行自治的理
论基础：“惟有拿生活作为根据，或者可以包含各种的农民”，才能“找
出一个整个的农民运动”（杨开道，1930a：4、6）。 因此，“以农村生活为
目 标 ” 也位列他为农村政策的制定而设置的四条原则之首 （杨开道，
1934a：8）。
值得注意的是，“生活” 这样一个对于杨开道的理论而言如此重要
的概念并非他的独创，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表明，这个概念转译自 19 世
纪末的美国声势浩大的“乡村生活运动”（The Country Life Movement）。 2

2. 一个正面的证据在于，杨 开道（1930b：43）在 讨论当 时欧美 国家兴 起的谋 求“美满 生
活”的社会运动时，指出“这二十世纪的农村生活运动”中，“美国要算 是一个 前驱”，并
进一步详细介绍了这场发生在美国的运动：“罗斯福总统真是美国农民的福星， 他所组
织的农村生活委员会，用着一班农业界的泰斗像贝力博士（笔者注：Dr. L. H. Bailey，现
译为“贝利”）、白德菲校长（笔者注：Pres. K. L. Butterfield，现译为“巴特菲尔德”）等，去
考察农村生活的情形，计划农村生活的改善。 霹雳一声，便开始了这个方兴未艾的农村
生活运动”。 对应史实可知，这场运动正是“乡村生活运动”，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就是巴
特菲尔德。 杨开道对“农村生活”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于导师的直接影响。 从这
一点看，他对“农村生活”集中讨论的缺失可以有理由地理解为他对巴特菲尔德相关理
论的继承与认可。 另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侧面证据：就算不考虑杨开道与巴特菲尔德的
师承关系，“乡村生活运动” 在当时中国关心农村问题且与欧美学术界保持联系的知识
分子中所具有的广泛影响也能够对二人的思想脉络做一个旁证。 在 1919 年退出美国的
一线政治生活之后，巴特菲尔德自己就曾经于 1921—1930 年多次来到中国，受到包括燕
京大学师生在内的知识分子相当的重视， 并在 1922 年写了一份与中国的农业教育有关
的报告给当时的北京政府（严景珊，1931）。 农民生活的改良构成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具有
西学背景的知识分子在讨论农村问题时所关注的重点。 还有一些学者 （如吴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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