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7 - 《社会》2025年第1期

社会·2025·1

本阶级，就是佃农也多少有一点资本，毫无资本的雇农，在农村是占极
少数的。 ”
如果结合对当时的社会史材料的研究来看的话， 杨开道的判断基
本上是符合学界共识的。 卜凯在 1922—1924 年组织学生对华北和华东
中部不同省份的 7 个县进行调查后认为，农村人口中有“一半以上的农
民是自耕农， 半自耕农不到 1/4， 佃农也不到 1/4”（马若孟，2013：24-
26）。 而满铁调查机关 1935—1942 年对冀东和鲁北诸村庄开展的三次
大型调查进一步显示， 华北农村的人口构成绝大部分是拥有一定土地
的自耕农。 不少对满铁材料的研究都提到了这一点。 王建革（2009：305）
基于对满铁材料的分析指出，1912 年，河北自耕农占全体农户的 67%，
山东省占 69%，河南省占 59%。 黄宗智（1980：27-29、85-87）则认为，之
所以在民国时期的华北存在数量如此庞大的自耕农群体， 是因为自明
代以来各届政府在该地实行扶持小自耕农经济的政策，更重要的是，华
北社会较为不发达的商品经济和较少的农业生产剩余使得在该地持有
并经营过多的土地是不经济的。 总而言之，华北地区在时人的共识中就
是一个主要由自耕农构成的区域。 河北地区被认为只有大农和小农，

（接上页） 提，而是在自己的理论中充满对于华北的关注呢？ 一个直接的解释就是，杨开
道自归国之后近十年不曾回过湖南。 这种异乎寻常的情形本身就需要解释。 实际上，按
照他女儿杨小燕的回忆，杨开道并非北渡杨家家长的亲生子嗣，而是家长弟弟的儿子，
是家长在没有合格的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过继过来的。 杨开道在过继的时候已经 16 岁
（另一说是 21 岁），正在南京学习。 当时他的思想和生活状态想必已经完全远离了湖南
中部山区的传统家族及其所代表的生活方式。 他赴美留学在家人眼中实际上是在生父
的帮助下对于一桩地方家族联姻的逃避。 他最终通过自由恋爱的方式与一位信仰基督
教并且放足的商人之女结婚，这在北渡杨氏眼中完全是离经叛道的。 换句话说，杨开道
对于这个将自己视为继承人的湖南大地主家庭及其生活是完全叛逆的， 正是这种叛逆
使他选择逃离湖南并放弃他的继承权，直到因为躲避战乱而不得不回去为止（杨小燕，
2010：8-9、63、75、102-103）。
这种对北渡杨氏的叛逆同样也贯穿了杨开道的学术思想。 一方面，他曾在自己的文
章中多次表达对不耕作土地的“地主”和“土豪劣绅”把持乡村事务的反感，他想做“农民
的朋友”（杨开道，1930c：自序，1930l）。另一方面，他也反对农村内部的阶级斗争，而在阶
级差别极其巨大的湖南乡村， 农会与地主的斗争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呈现出极其激烈
的态势（毛泽东，1951：2-9）。 杨开道的这种矛盾态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对湖南经
验的逃避以及对华北经验的重视： 或许也只有在华北才能找到一块不为地主所把控也
不需要经过激烈的乡村阶级革命的社会改良“净土”。
当然，杨开道并非完全忽略了湖南的思想资源，只不过对该资源的引用场合更多是
在组织和领袖问题的讨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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