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4 - 《社会》2025年第1期

“生活”自耕农：杨开道早期理论（1927—1937）中的农民形象

“乡村建设运动”这样的本土实践，还像他的导师巴特菲尔德一样，在
院长任上将众多燕京大学的学生引上探寻现代 农村基 层 治 理的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1989：336-339； 白中林，2015； 彭秀
良，2020：16-22）。
在杨开道这样身处变革时代、 深谙美国实践的知识分子看来，中
国未来的现代国家建设方案，特别是地方行政方案的构建，同样必须
要充分承认和尊重农民的主体性。 地方行政的整个基础必须建立在农
民的利益和行动之上，这正是“地方自治”的言下之意。 而这样一种基
于“地方自治”的政治构想能够推行的前提，是农民自身具有足以支持
这一方案的主体资格。 另外，正如托尼（ 2014：140）将中国技术变革的
未来求诸于“在促进变革的诸种势力（行动的以及言语的）与丰富而智
慧的经验储备（变革必须顺应这些已有经验）之间保持一种恰到好处
的平衡”一样，杨开道也将农民产业现代化的前景寄托在农民的现有
生活样式与心态本身所具有的发展潜力及其与 新 的生产 技 术 结 合 的
可能性上。 中国农民在本质上是“有产的自耕农”，他们具备政治经济
发展所需要的心理基础和内在驱动力，在笔者看来，证明并阐发这一
观点正是杨开道要在理论工作中不断尝试探索中国农民某种“形象”
的真正用意。
现有的杨开道研究主要强调他作为中国早期社会学家在学术史上
的地位， 认为他参与开启了社区研究等在后世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范
式（侯俊丹，2018）；也有研究注意到杨开道的西学背景，并关注到他在
学术研究中对于西学资源的本土化转化努力（侯俊丹，2017，2021；狄金
华、侯冬意，2022）。 然而，如果把目光集中到 1927—1937 年这段杨开道
思想活跃的高峰期的话，我们就不难意识到，除了社会学家的身份外，
杨开道更是一位在公共讨论的参与上十分活跃的知识分子。 事实上，
“如何以农民为主体组织地方自治和产业发展”构成了杨开道贯穿始终
的现实关怀与问题意识。
杨开道的这一问题意识在对农民主体性的最初考察中可以被表述
为：中国的农民，特别是华北的农民，是否有潜力成为产业革命和地方
自治的主体？ 在长期的观察与实践中， 杨开道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一问
题，而是将自己的观点隐含在对巴特菲尔德观点的转译和改写中。 基于
本文的讨论，笔者意在说明，杨开道通过提出一种以“自耕农”为原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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