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2 - 《社会》2025年第1期

“生活”自耕农：杨开道早期理论（1927—1937）中的农民形象

点就吃得粗劣一点。 ”（托尼，2014：74）
这段话同时呈现了托尼对当时中国农民的两个重要判断：首先，他
们的生活水平无疑被降到了极低的程度，只能勉强糊口和维持生存；其
次， 他们在维持生存的过程中表现出丰富的经验和智慧以及对于社会
制度的利用，在缺乏其他有效救济途径的条件下，这些品质帮助他们顶
住了外部压力。 正如“有产的无产阶级”一词提纲挈领地呈现的某种内
在冲突性一样， 这两个层面间的两可关系使得这段话容易产生某种理
解上的分歧：中国农民的本质状态究竟是“无产”还是“有产”？ 究竟是
哪一种财富和经营状态主导着他们的生活与心态？ 他们引以为豪的经
验、智慧和社会制度是只能用于在一无所有的困境中挣扎求生，还是在
拥有了一定的产业基础后仍然能够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进一步发展中
大放异彩？ 换句话说，在摆脱了上述衣食之忧的前提下，中国农民是否
继续拥有发展所需的内在基础与动力？
概而言之， 托尼的这段文字所隐含的张力在农民发展问题上清晰
地暴露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 农民发展的前提和动力绝不仅仅是一个
20 世纪中国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指涉范围更广的实践问题。 在当前
学界研究 20 世纪前后农民发展问题的脉络中，最著名的就要数农民学
传统了。 黄宗智在对该传统进行梳理时提出了三条主要脉络：除了强调
地主与佃户间“封建阶级关系”与斗争前景的马克思主义脉络外，形式
主义和实体主义构成了另外两条更加关注发展问题的脉络。 形式主义
关注的是发展的外部条件，其支持者或多或少地共享着这样一种预设：
如果能够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 为农民实现生产或发展要素的良
好配置，农民自然就会得到经济和生活上的发展，农业的产业革命也会
随之自然发生（黄宗智，1980：1-4）。 这个预设本身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然而，许多关注 20 世纪农业转型的人发现了这一预设似乎无法解释的
另外一些现象。 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对 19 世纪末美国中西
部农民的研究和托尼对 20 世纪初中国农民的观察得出了一个类似的
结论， 就是他们有时似乎对某些能够带来收益上极大提升的产业改良
表 现 出 冷 漠 乃 至 于 拒 斥 的 态 度 （托 尼 ，2014：48； 霍 夫 施 塔 特 ，2021：
337）。 这样一种似乎“完全悖理”的态度是如何形成的呢？
要想回答这一问题， 就需要转向农民行动的内在面向来探寻变与
不变的解释因素。 农民学的实体主义传统回应了这一问题。 在他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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