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7 - 《社会》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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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5·1
人敢于并能够‘每时每刻’从自身伦理与社会处境出发重建整个生活与
社会秩序”。 这一努力的最终结果使新青年意识到了个人的命运与整个
社会的改造融为一体。 换言之，在孙中山所熟悉的政党为革命核心的革
命活动之外，又产生了一种新的自内而外的革命的精神力量。 虽然这种
力量是从个人出发， 但最终却带着一批新青年坚决地回到了社会改造
的事业上。 正是这股“一班新青年”所代表的潮流在国共合作之后冲击
了国民党空虚的革命热情， 促成了围绕着革命而起的诸多影响深远的
历史事件。 海青（ 2010：50-54）注意到，恽代英曾一度怀疑社会道德，认
为“道德定是为我而生，我们才有遵行的必要，若说道德是为社会而生
……试问，社会是个什么东西？ 社会因他的需要而发生道德，我们一定
要服从这道德么？ 这道德不是社会上的一个大骗术么？ ”但最终恽代英
仍然投身于革命。 其关键在于，他能够从个体价值出发找到梁漱溟口中
“你去找，一定不能得”的关乎“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奋斗的快乐”，
进而实现了个人世界观与社会改造事业的结合。
列文森（ 2023：177-186、449-454、493-497）在论及传统主义与共产
主义的冲突时指出，“中国的共产主义正如单纯的民族主义， 允许破坏
传统，但同时也庇护了恢复与过去联系的冲动”。 阶级观念与强调总体
的“公”之间并非不能和解，前提是需要以阶级观念重新审视历史，并赋
予代表“公”的“人民”以历史的主体地位。 如此，庙堂文化虽然不再被
视为历史的中心，但也得到了被保存在历史博物馆中的机会，不必受累
于传统主义所要求的承担“天下”价值观的任务而最终被现代化的潮流
所碾碎。列文森语境下的“传统主义”是君主制和天下观念的结合，但这
两者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先后被共和观念与民族国家所挑战， 丧失了不
言自明的合法性。 由此来看，“公”的观念同样受累于传统主义，它要求
近代以来的革命者小心翼翼地保存社会整体， 而不愿付出哪怕只是牺
牲少数的代价。但是，如果作为“部分”的无产阶级被证明有能力承担作
为“整体”的“人民”概念，妨碍“公”的观念与社会主义学说结合的张力
也就被消解了。
在孙中山的思想结构中，“公”、 进化论和社会主义是三个相互缠
绕、相互影响的主题。 在追求“公”的主题下，革命党人的革命热情一度
因进化论而被点燃，进化论也是将孙中山的思想系统化为“主义”的关
键要素。 但是，近代流行的进化论对总体之“公”有着近乎偏执的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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