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2 - 《社会》2025年第1期

“公”、进化论与社会主义：孙中山塑造革命学说过程的再审视

帝”，但国民在道德心理上仍需要被教化。 前文提到孙中山（2015a：15）
主张“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既然国民的道德心理是造成“中
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的原因，那么革命党人就又一次站在了
进化阶梯的更高层级上。 孙中山（ 2015a：50-51）主张，世界人类的进化
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
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
而后行’之时期”；人类也相应地分为三类，“其一先知先觉者，为创造
发明；其二后知后觉者，为仿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觉者，为竭力乐成”。
值得注意的是， 孙中山所使用的论据是自然科学带来的认知进步，得
出的结论却是国民应当“奋起仿效、推行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
显然，他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列入了代表文明进步的“科学”的范畴，
认为这些是可以通过学习而被掌握的文明进步的成果，只要国民愿意
接受革命学说和先知先觉之人的指导，并将其付诸行动，就可以发挥
出主义所蕴含的力量。 也就是说，在进化论所关注的“先进性”的语境
下，党人和国民有可能因其“专门家”的身份而分润“公”的卡理斯玛性
质， 进而在革命事业中主动发挥能力。 由此可以推导出两个结论：首
先，在孙中山看来，国家文明的进步本身也可以视为“公”的实现。 不论
先知先觉者所求索的是生利之学还是政治科学， 只要它是先进的，就
是对作为整体的国家有用的，因此也具有“公”的性质。 可以说，“先进”
的学说因为能够更便利、完美地实现“生存欲望的满足”而在孙中山的
个人魅力的庇护下具有了“公”的色彩。 其次，知难行易说只是扩展了
发挥领导能力的具有“公”的品格的领导者的范围，这些领导者的先进
性质仍是先天具备的。 也就是说，孙中山学说此时主要发挥的是动员
和组织国民方面的能力，对于如何塑造革命所需要的“先知先觉”者却
并未充分讨论，对于革命党与国民的关系的处理仍停留在单方面设想
的层面。
在革命党与国民之关系的方面， 鲍罗廷记载的一则趣事颇可以说
明一些关键问题。 1923 年 10 月，鲍罗廷前往广州与孙中山接洽国民党
改组事宜，注意到此时孙中山醉心于军事斗争，而广东人民却受累于战
争，“南方最优秀的国民党人对群众组织失去信心后， 完全投身于军事
工作， 而在军事工作中， 事物发展逻辑本身使他们变得更像所谓的军
阀，在人民群众看来,不知道这些军阀在为什么打仗”。 对此，孙中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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