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1 - 《社会》2025年第1期

社会·2025·1

的地位。 换言之，国民虽然拥有代表“公”的资格，但“公”的实现却并不
由国民所决定。 另一方面，在《建国方略》中，革命党人与民众的关系被进
一步形容为母亲对婴儿的“保卫而训育之”的责任。 这段论述的用意本是
强调革命党人尊重和培养民权的责任，但却几乎是将君臣父子的逻辑应
用到了国家—国民关系的领域。 孙中山的辩白显示出他真诚地希望作为
革命党的党首带领整个革命党成为“公”的具体承担者，但当革命党人试
图用个人的人格来代表需要超越个人偏私性质的“公”时，显然无法只靠
宣扬其人格上的超凡脱俗来弥合二者之间的巨大矛盾。 10
! ! 应该说，“二次革命”期间，孙中山已经使“公”的政治理想成为卡理
斯玛禀赋，但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考量，他的政治设想几乎完全建立在
党首的卡理斯玛性格上， 一般党员和国民则完全只是被动发挥这一卡
里斯玛禀赋的工具。 因此，他此时受到包括黄兴在内的老同盟会会员的
质疑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二次革命”之后，孙中山对革命党与党员、
革命党与一般国民之间的联系出了进一步论述。 在革命党与党员的关
系上，《建国方略》有一定突破。
“ 知难行易说”被列为《建国方略》的首篇，作为“心理建设”的方略
特别受到孙中山的重视。 他在其中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积贫积弱做出了
指向性极强的解释。
夫中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
之惟艰”一说误之也。 此说深中于学者之心理，由学者而传于
群众，则以难为易，以易为难，遂使暮气畏难之中国，畏其所不
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 由是易者则避而远之，而难者又趋而
近之。 始则欲求知而后行，及其知之不可得也，则惟有望洋兴
叹，而放去一切而已。 间有不屈不挠之士，费尽生平之力以求
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尤为难，则虽知之而仍不敢行之。 如是
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矣。 此中
国积弱衰败之原因也。 （孙中山，2015a：49）
尽管 君 主 制已被 推 翻 ， 在 理论 上 ，“这 四万万人民就 是我 们 的 皇

10. 对此，陈炯明于 1931 年借“九一八”事变之机批评训政制度“当丧地辱国之时，犹以
诸葛自居，训政自任，视四万万阿斗，皆童 騃 之辈，无足与谋，久假不归，死权为夸，不亦
大谬乎” （转引自段云章、沈晓敏，2012：886），无疑是十分直接且切中要害的。 训政制度
暗示着国民与革命党人之间的地位并不平等，后者始终难以摆脱以私害公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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