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4 - 《社会》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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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进化论与社会主义：孙中山塑造革命学说过程的再审视
力”，因而无法抵抗外来侵略。这与其说是在解释历史，不如说是在解释
现状。 孙中山（2015a：412-413）希望民众能够“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
坚固的团体”，“把四万万人都用革命主义集合起来，成一个大团体。 这
一个大团体能够自由，中国国家当然是自由，中国民族才真能自由”。为
了实现这一宏大的设想， 必须在构建革命意识的过程中让缺乏团体意
识的国民意识到国民与国家之间的利益联系。
可以说， 这是一种将处于散沙状态的国民提升到民族国家层次的
策略，同时也意味着国民被“提升”到的阶段仍以国家所代表的“公”为
主导。 换言之，国家之“公”是先于国民的。 这就可以解释孙中山为什么
在此篇演讲的后半部分讨论农民运动实际面临的农民—地主矛盾时，
采取了一种避其锋芒的“和平解决”的思路。 在他那里，虽然“耕者有其
田”是彻底的革命手段，但若过于激进地实行土地归公的制度，不仅会
引起地主的反弹，由于受益的农民缺乏对国家大事的认知，在地主和农
民两方面都将事倍功半。 因此，他认为此时农民运动的重点应当是劝导
农民结成团体。
所以当宣传的时候,有了以前所讲的矛盾，发生了那种冲
突，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法,便是劝农民结团体。 ……所以大家
此时去宣传，一定要很谨慎，只能够说农民的痛苦，教他们联
络的方法。……你们更要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
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 让农民可以得利益， 地主不
受损失， 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 我们要能够这样和平
解决，根本上还是要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
（孙中山，2015c：651）
要求农民结成团体与政府合作，并与地主以“商量”的手段解决矛
盾固然带有很强的理想色彩，但这种理想色彩的根源在于政府。 从孙中
山在三民主义系列演讲中所展现的态度来看， 既然中国的问题是“患
贫”而非“患不均”，而“贫”的病根又在于中国在欧美世界体系下受人
宰制的命运，那么革命政府若是能解决国家层面的贫弱问题，也就能实
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 进而言之，若是国家能够以发展普遍利益的方式
解决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就相当于将“私”的利益矛盾以发
展 “公”的利益的方式消解了。 基于孙中山致力于发展“公”的利益，消
解“私”层面的利益冲突，进而实现社会革命目标的态度，我们可以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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