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0 - 《社会》2025年第1期

“公”、进化论与社会主义：孙中山塑造革命学说过程的再审视

“主义”与传统政治思想中有相似之处，但其实苏联的组织制度暗含着
商鞅变法“重法不重情”的弊端，难以收获整合政党与社会的效果，因此
应当借鉴东周制度“诸侯尊王”的情感联系以趋利避害。 在邹鲁之判断
的基础上，孙中山进一步发挥，指出革命党本就具有“共向革命”的强大
情感联系，如果保持这种联系并辅之以苏联的组织技术，将“直可驾苏
联而上之”。 这则对话的关键在于，二人试图在国民党自身的思想资源
中提炼出能够使国民党人“精神脉脉相通，共向革命”的情感认同，并以
此平衡改组后的国民党对来自苏联的政治制度的依赖。 所谓“非言主
义”，只是由于孙、邹二人认为强调经济平等的外来理论无法整合党人
思想，并不意味着二人没有另起“主义”炉灶以塑造党人思想观念的想
法。 要言之，孙中山对“主义”的认知其实有两个层面，此次对话中的
“主义”指的是政治纲领，而“思想认同”的层次亦属于孙中山的“主义”
的范畴。 孙中山（ 2015a：330）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中提出，“主义就是一种
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进而呼吁听众应当信仰三民主义来救国，
正体现了这层认知。 据此可以说，“非言主义，乃言组织”体现的正是孙
中山以“公”为核心构造主义进而塑造党人的意图。 既然孙中山认为对
革命的“情感认同”与来自苏联的组织技术对于改组国民党的任务而言
同等重要，那么就有必要对革命的“情感认同”予以关注。 本文认为，对
革命的情感认同正是基于“公”的观念而实现的。
前文提到， 孙中山认为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才能铲除中国文明进
化道路上的阻碍，进而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使得“革命”被视为最大的
“公”。 但以“公”之名塑造党人的尝试却屡遭挫折。 在修订中华革命党
总章时，孙中山要求党人表明“附从孙先生”并以按指模的方式立誓的
做法便引起了党人“有违共和民主”的质疑。 对此，孙中山（2015d：312-
313）向党人剖白自己之所以提出这些主张，并非出于“包办革命”的私
心，而是因为自己“毕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对于革命道理，有真知灼见；
对于革命方略，有切实措施”。平心而论，这一辩白难以起到说服党人的
效果，但却能揭示出“公”的观念已被孙中山内化为不证自明的前提。他
将自己完全视为革命理想赖以实现的工具了。 出于相似的原因，孙中山
也对国家—革命党—国民之间的联系做出了一番值得讨论的解释。 一
方面，在“主权在民”的论述中，国家与国民几乎是同构的，但人民缺乏
治理国家的能力， 必须在革命党人的帮助之下才能真正发挥国家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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