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5 - 《社会》2025年第1期

社会·2025·1

国尚未染疾，尤宜注意于卫生之道。 社会主义者，谓为疗疾之
药石可也，谓为卫生之方法亦可也。 惟我国与各国社会之状
态不同，则社会主义施展之政策，遂亦因之而有激烈、和平之
不同矣。
将社会主义学说理解为反对少数大资本家压制多数平民的学说，
表面上与同一时期欧洲流行的社会主义学说相当契合， 但孙中山此处
再次强调中国只是以对待“卫生之道”的态度运用社会主义，如果以欧
洲社会主义者的标准来评价， 则不得不对此种防微杜渐的社会主义的
依靠力量提出质疑，进而怀疑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存在偏差。 实际
上，孙中山在指出“由天演而至人为，社会主义实为之关键”，并论述社
会主义学说已经成为西方的先进学说时，就已经把法国、德国乃至日本
政府为平息社会主义风潮而采用的“社会政策”列入其中，无怪乎师复
批评孙中山在“防微杜渐”心态的影响下混淆了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的
界限（转引自张文涛，2021：39-40）。如果从依靠力量来考察孙中山的社
会主义观念，则会发现双方存在更大的差距。 萨松（2013：3-6）曾总结
1914 年之前欧洲的社会主义风潮， 指出此时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们“确
认了一种具有无限潜在愿望的‘新的政治主体’”，即“被发明出来的”
现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概念存在，才能够确保社会主
义思想能够在工人运动中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 然而，以此为标准考察
孙中山此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则会发现， 他刻意忽视了无产阶级在中
国是否存在的根本性问题， 而将关注的问题落入了萨松所概括的基于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位一体命题”。 7 之所以形成这一“舍本逐
末”的思想，是因为孙中山迫切地希望以“人力进化”的方式追赶欧美文
明，并且在“公”的观念的影响下，他只希望接受社会主义促进文明程度
进化的那一面， 而面对阶级斗争学说时却认为阶级的分化属于社会病
理，应当予以排除。
不难看出，孙中山借助“天赋之良知”引入社会主义，试图与进化论
带来的丛林法则相对抗， 这种理想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传统的均平思想
的延续， 但这种均平思想的承担者并非像萨松所观察到的那样是由欧
洲的社会主义者创造出的政治领域中的无产阶级。 在对社会党的演说

7. 该命题认为“现存的社会秩序是不平等的”，并基于历史阶段论主张“现存的社会秩序
是可以改变的”，同时还认为只有通过组织和行动才能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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